馬雷

將科技武器化、政治化，這些操作并不陌生。美國對華為、微信、TikTok的一系列“圍剿”無不有其政治訴求。在后疫情時代，我國芯片產業乃至高科技產業將會面臨一個越發不確定的世界。被封閉、圍堵，可能會成為芯片行業的常態，唯有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才能不再受制于人。

芯片問題并不簡單

華為CEO任正非在與中科院的專家學者座談時表示，希望可以與大學攜手向基礎性科學技術前沿領域拓展。2019年他曾頗有預見性地說過，極端困難的外部條件，會把我們逼向世界第一。

這不僅僅是中國芯片產業所面臨的境遇，科研領域的每一項“卡脖子”技術，都有可能重蹈芯片的覆轍。

目前，光刻機是鉗制中國芯片發展的“攔路虎”之一，它的性能決定了芯片能夠實現的精度。我國實現量產的最高水平是上海微電子裝備有限公司研發的600系列光刻機，其精度是90納米。而占據世界領先地位的荷蘭ASML光刻機可用于生產5納米的芯片。這85納米的差距我們可能要追趕很久。

問題并不簡單。光刻機是人類半導體工業皇冠上的明珠，集結了多個國家的頂尖技術，包含多條產業鏈：核心材料光刻膠幾乎被日本壟斷，控制軟件在美國手中，機械工藝被德國掌握……投入巨大、研發周期長、制造工藝復雜。可以說，小小的一塊芯片是高度全球化的產物，是無數人力、物力、財力累積出來的。

后摩爾時代，芯片加工工藝已逼近物理極限，這也正是我們可以追趕的最好時機。今年8月4日，國務院印發《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出臺財稅、投融資、研究開發、進出口、人才、知識產權、市場應用、國際合作8個方面政策措施。依托政策支持和新基建拉動，我國芯片行業有望迎來發展黃金期。

如何絕境求生

1965年，英特爾公司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在《電子學》雜志發表一篇文章，預言半導體芯片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約兩年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這就是后來指導半導體行業發展了半個多世紀的摩爾定律。但新世紀后，芯片制造者幾乎已經達到摩爾定律的極限。在芯片上塞進更多的晶體管變得越來越難，成本越來越高。

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勛在2019年國際消費電子展上曾經斷言摩爾定律注定走向終結。“摩爾定律過去是每5年增長10倍，每10年增長100倍。而如今，摩爾定律每年只能增長幾個百分點，每10年可能只有2倍。”

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在芯片行業的發展已經走到了末路。密歇根大學的研究者嘗試將晶體管進行堆疊，希望可將其帶入三維空間;英特爾研發了3D封裝技術，實現多個芯片互連;《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分析文章稱，黃氏定律將成為“新摩爾定律”，因為黃仁勛為半導體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GPU處理器……

然而，GPU也已只是芯片處理器的“前浪”之一。TPU(Tensor Processing Unit張量處理器)，NPU(Neuralnetwork Processing Unit 神經網絡處理器)，BPU(Brain Processing Unit類腦處理器)等最新涌現的新型處理器芯片都有可能引領下一個芯片熱潮。

翻看科技發展史，我們會發現，每一次人們以為科技的發展觸摸到天花板時，總有奇思妙想突破極限。可以說，科技的新發現，往往就藏在人們以為的認知邊界。每個瓶頸都是通往新世界的大門，每個封鎖都是蘊藏著機遇的窗口。

越困難越要堅持開放包容

道路雖然布滿荊棘，方向卻很清晰。作為國家創新能力標志的基礎科學研究能力，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機關。芯片設計、制造的若干技術，拆分開來無不涉及基礎研究，包括基礎材料、加工、制造等環節。近年來，雖然我國對基礎研究的投入逐年增長，但仍遠遠落后于歐美等國。攻克基礎研究難題，難以依靠一家或幾家企業的力量，需要國家資本的持續性投入。

另一方面，要加強基礎研究人才的培養。關鍵核心技術問題的突破難以在短時間內見到成效，需要優秀的科研人才持之以恒的鉆研。盡管在科研態度上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但對科研人員的生活保障，解決科研人員的后顧之憂迫在眉睫。要將他們從項目填報、帽子申請、SCI沖刺中解放出來，破“四唯”是一項持久戰，必須落實到實際行動上。

今年年初，教育部發布“強基計劃”，意在培養我國自己的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科技部等5部門印發了《加強“從0到1”基礎研究工作方案》，提出要建立有利于原始創新的評價制度。這些政策都是有益嘗試。

20世紀50年代末，我國第一代核潛艇總設計師黃旭華在研究初始時，連核潛艇什么模樣都沒見過，對其內部構造更是一無所知。為了計算數據，研究團隊只能依靠算盤，為了一個數據常常日夜不停地計算。他們用最“土”的辦法解決最尖端的問題，最終成功研制出我國第一艘水滴型核動力潛艇。

我國的科學發展從不缺趕超的動力和決心，也從不畏懼封鎖和打壓，越在困難時越要堅持開放包容。要堅持自強、開放的道路不變，要真正強大起來，就要向一切人學習，包括自己的對手。(作者系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