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淵沖。(中譯出版社供圖)

北大暢春園，每至深夜，總有一盞燈亮起。

那盞燈，屬于翻譯家許淵沖。

它陪伴著他，在一個又一個黑夜，徜徉于唐詩宋詞和莎士比亞的世界;

它更陪伴著他，以筆為槳撐起生命之舟涉渡時光之海……

2021年4月18日，許淵沖先生將迎來自己的100歲生日。

也許有人不了解他，也許有人因熱門綜藝《朗讀者》知道了他。

他是誰?

生于軍閥混戰的亂世，炮火中求學于西南聯大，27歲留法，30歲歸國;

錢鐘書的得意門生、楊振寧的同窗摯友、俞敏洪的授業恩師;

首獲國際翻譯界最高獎“北極光”的亞洲翻譯家……

這一堆“標簽”都不如他在名片上印的簡單直接：

“書銷中外百余本，詩譯英法唯一人”

——北京大學 許淵沖

有人婉言相勸：這會不會顯得“不謙虛”?

他理直氣壯地回應：“這是實事求是!我的名字比名片還響!”

是的，他有十足的底氣——

因為他，中國讀者認識了于連、哈姆雷特、包法利夫人、羅密歐與朱麗葉……

因為他，西方世界知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李清照、湯顯祖……

才華迥出天真，一生狂傲瀟灑。

在許淵沖先生百歲之際，我們來到他家中，走近大師，也走近一段百年傳奇。

擇一事

爬上三樓，打開門，迎面是昏暗狹窄僅夠容納一張餐桌的門廳，兩側分別是專門用來打字的電腦間，以及堆滿書籍和文稿的書房兼臥室。

水泥地、泛黃的墻壁、陳舊的家具。這間70平方米的公寓，他住了近40年。

書房靠窗的角落，有張不大的書桌。上面掛著一幅隸書——“譯古今詩詞，翻世界名著，創三美理論，飲彤霞曉露”，正是他一生寫照。

見我們來了，許淵沖先生忙從打字間走出，招呼保姆幫他換上一件細格子西服。“哎呀，我沒有穿襯衫要不要緊?”得到不必更衣的答復后，他還是堅持拿起掛在床頭的一條灰咖色格子圍巾，遮住西裝里的家居服。

細膩敏感、追求完美，也許正是這種性格成就了一代翻譯大家。

待一切收拾妥當，他坐進厚實的米色單人皮沙發，那是家里唯一上點兒檔次的家具。仔細看，扶手處皮子已皴裂，斑駁中露出海綿。

采訪尚未開始，舊日氣息已撲面而來。

此刻窗外，卻是一派早春的明媚。他瞇起眼睛，細數往事……

這位能夠在古典與現代文學中縱橫馳騁，在中、英、法文的世界里自由穿越的大師，并非天生。許淵沖說，他年少時是討厭英文的，連字母都說不清楚，把w念成“打潑了油”，把x念成“嚇得要死”，把sons(兒子)注音為“孫子”……“做夢也沒想到后來會有興趣，到了高中一年級，甚至英文有不及格的危險。”

誰知到了高二，他背熟30篇英文短文，忽然開了竅，成績一下子躍居全班第二。彼時，他的表叔、著名翻譯家熊式一用英文寫的劇本《王寶川》和《西廂記》在歐美上演引起轟動，得到著名劇作家蕭伯納的高度評價，名聲大噪，更被少年許淵沖視為偶像。

各種機緣巧合，冥冥中為成長之路伏下草蛇灰線。

1938年，17歲的許淵沖以優異成績考入西南聯大外文系，“從贛江的清水走向昆明的白云”。次年1月，他滿懷憧憬與喜悅進入聯大校園，學號——“A203”。

“一年級我跟楊振寧同班，英文課也同班，教我們英文的葉公超后來當了國民黨的外交部長。他是錢鐘書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還有吳宓，當時都很厲害。”

在這里，他與楊振寧、李政道、朱光亞同窗，聽馮友蘭、金岳霖講哲學，朱自清、朱光潛講散文，沈從文講小說，聞一多講詩詞，曹禺講戲劇，葉公超、錢鐘書講英文，吳宓講歐洲文學史……

在這里，他遇到莎士比亞、歌德、司湯達、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說是把我領進世界文學的大門了。”

他的翻譯“處女作”誕生于大一。那時，在錢鐘書的英文課上，他喜歡上一位女同學，為表達心意，便翻譯了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小詩《別丟掉》：

“一樣是月明/一樣是隔山燈火/滿天的星/只有人不見/夢似的掛起……”

送出去卻“石沉大海”。直到50年后，他獲得翻譯大獎，引起當年那位女同學關注，致信給他又憶起往事。

“你看，失敗也有失敗的美。人生最大樂趣，就是創造美、發現美。”他翻譯每一句話，都追求比別人好，甚至比原文更好，“這個樂趣很大!這個樂趣是別人奪不走的，是自己的。”

浪漫情懷為他打開翻譯世界的大門，而真正走上翻譯之路的決定性時刻，出現于他在聯大的第三年。

1941年，美國派出“飛虎隊”援助中國對日作戰，需要大批英文翻譯。許淵沖和三十幾個同學一起報了名。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七十五周年的外賓招待會上，當有人提到“三民主義”時，翻譯一時卡住，不知所措。有人譯成“nationality，people’s sovereignty，people’s livelihood”，外賓聽得莫名其妙。這時，許淵沖舉起手，脫口而出：“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簡明又巧妙，外賓紛紛點頭微笑。

小試鋒芒后，他被分配到機要秘書室，負責將軍事情報譯成英文，送給陳納德大隊長。出色的表現，讓他得到一枚鍍金的“飛虎章”，也獲得梅貽琦校長的表揚。

在當年的日記中，年僅20歲的許淵沖寫下：“大約翻譯真是我的優勢，我應該做創造美的工作了。”

自此，擇一事，終一生。

許淵沖說，西南聯大對他最大的影響是為人生鐫刻下一種信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用白話文來說就是‘好上加好，精益求精，不到絕頂，永遠不停’!”

專一業

“‘To be or not to be’，你們說說怎么翻?”

一上來，他就考了我們一道難題。

“生存還是毀滅……”我下意識喃喃自語道，畢竟朱生豪的這句譯文已成經典。

“錯!大大的錯了!生存還是毀滅是國家民族的事情，哈姆雷特當時想的是他自己的處境，是他要不要活下去的問題!”他一下子激動起來，一雙大手在空中揮舞。

……

在翻譯界，許淵沖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也爭議不少。

他綽號“許大炮”，不僅人長得高大、嗓門大，也好辯論、愛“開炮”。

于學術，他是“少數派”。他堅持文學翻譯是“三美”“三之”的藝術，要追求“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讀者“知之、好之、樂之”。他總想通過“再創作”來“勝過原作”，更將追求美、創造美視為畢生目標。

而認為翻譯應忠實于原文的人，指責許淵沖的譯文與原文的意思不符，“已經不像是翻譯，而是創作了”。

對此，他毫不避諱，甚至將自己的譯文比作“不忠實的美人”。

譯無定本，但理念不同，還是帶來了矛盾。

在翻譯法國詩人瓦雷里描寫靈感的詩《風靈》時，翻譯家王佐良譯為“無影也無蹤，換內衣露胸，兩件一剎那”，許淵沖譯成“無影也無蹤，更衣一剎那，隱約見酥胸”。別人批評他的翻譯是“鴛鴦蝴蝶派”，他卻說自己翻的更有韻味，把堅持直譯的叫作“外科派”……

他的最新譯作是亨利·詹姆斯的《The Portrait of a Lady》。前人譯為《一位女士的畫像》，他譯成《伊人倩影》。

“‘一位女士的畫像’，說實話看到這個題目就不想看書了，有什么看頭?中國的文化深啊!‘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伊人兩個字很妙的。你看，說一個人美麗的影子，倩影比畫像好多了。從某個意義上來說，我的譯文比原文更美。”

《紅與黑》引發的翻譯界大論戰更是轟動一時。同樣畢業于西南聯大外文系的趙瑞蕻是第一位譯者。同一句法文，趙瑞蕻譯成“我喜歡樹蔭”，許淵沖譯成“大樹底下好乘涼”;趙瑞蕻譯成“她死了”，許淵沖譯成“魂歸離恨天”。

風格之迥異一目了然。許淵沖覺得這是實境與真境的區別，“喜歡樹蔭”是實境，但這種喜好源于“大樹底下好乘涼”，這才是真境。“她死了”也是“實境”，可并非自然死亡而是含恨而死。“還找得到比‘魂歸離恨天’更好的譯文嗎?”

有譯壇權威把“提倡亂譯，千古罪人”“王婆賣瓜，自賣自夸”等帽子扣在了許淵沖頭上。他從不服輸，始終認為自己譯的最好。多年后他的《追憶逝水年華》出版，還不忘寄給趙瑞蕻一本，扉頁寫著“五十年來《紅與黑》，誰紅誰黑誰明白”。

他的一生，有無數次筆墨相伐，但欣賞他、支持他的人也不在少數。

采訪中談及此事，他突然一躍而起，快步邁向對面的書架——從那個花15塊錢買的舊書架上，迅速而準確地找到一本書，又迅速而準確地翻出其中一頁——那是一篇贊美他翻譯藝術的文章，題目是《美化之翻譯》。

那一瞬間，面前仿佛不是一位百歲老人，而是當年在西南聯大每次考試總爭第一的少年。

錢鐘書對他頗多賞識，常以書信展開探討，在信中提到兩種方法：一種是無色玻璃翻譯法，一種是有色玻璃翻譯法。前者會得罪詩，后者會得罪譯。兩難相權擇其輕，錢鐘書寧愿得罪詩。

而許淵沖認為求真是低標準，求美是高標準。“為了更美，沒有什么清規戒律是不可打破的。”

業內將他的翻譯稱為“韻體譯詩”，情味悠長，境界全出，盡顯中國古典詩詞的風骨流韻。

老師錢鐘書稱贊他：“帶著音韻和節奏的鐐銬跳舞，靈活自如，令人驚奇。 ”

好友楊振寧評價他：“把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植在翻譯中。”

他說：“在不歪曲作者意思的情況下，翻譯一定要把一個民族文化的味道、精髓、靈魂體現出來。”“只有堅持中國文化的美感，才能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也許，這就是他執著于意譯的理由——讓世界看到中國文化之美。

為此，他先后出版了180多本中英法文翻譯著作，將中國的唐詩宋詞以及《詩經》《楚辭》《論語》《桃花扇》《牡丹亭》《西廂記》《長生殿》等翻譯成英文、法文，將西方名著如《包法利夫人》《紅與黑》《約翰·克里斯托夫》《李爾王》《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等譯成中文。

他的中譯英作品《楚辭》被美國學者譽為“英美文學領域的一座高峰”;譯作《西廂記》被英國出版界評價為“可以和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媲美”……

家里占據兩面墻的書架上，他自己的書幾乎都要放不下了，逐漸占領了墻角、沙發、地板……一同前往的中譯出版社編輯，帶去他剛出版的新書——《西南聯大求學日記》《畫說經典》《古詩里的核心詞》以及“許淵沖英譯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系列”21種等，擺了滿滿一桌。

他逐一拿起端詳，面對這份“生日大禮”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很難想象，這位笑容燦爛、話語鏗鏘的老人，在2007年就查出直腸癌，醫生保守估計他還能再活7年。

而7年后的2014年，他不但沒有走向生命的終點，反而拿下國際翻譯界最高獎“北極光”杰出文學翻譯獎，成為該獎項自1990年設立以來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翻譯家。

“我們所處的國際化環境需要富有成效的交流，許淵沖教授一直致力于為使用漢語、英語和法語的人們建立起溝通的橋梁。”國際譯聯在頒獎詞中如是說。

“書銷中外百余本，詩譯英法唯一人”，確為“實事求是”。他不僅印在名片上，更囑咐家人：以后，墓碑上就刻這兩句。

遇一人

許先生家里除了書，擺放最多的是與夫人照君的合影。

夫人2018年去世，我們只能從照片中一睹伉儷情深。

雖然會寫詩、更會譯情詩，但如同那封“石沉大海”的信，許淵沖的感情生活一直波瀾不驚。他追求過好幾位心儀的女同學，“都落空了”。“聯大男同學遠遠多于女同學，男女比例是10：1，即使女同學全嫁男同學，也有9個男同學找不到對象。”他這樣安慰自己。

直到1959年除夕，已經38歲的許淵沖在北京歐美同學會的舞會上遇見了年輕美麗的照君，一見鐘情，攜手走進婚姻，相濡以沫60年。

她不僅是妻子，也是許先生的生活助理、學術秘書，更是他的忠實粉絲——一路追隨，永遠崇拜。

這種愛，被紀錄片《我的時代和我》用鏡頭捕捉下來——

“老伴兒，咱們什么時候開飯合適?”

“打完(字)就開飯。”

“打完大約還需要多長時間?”

“大約5點鐘吧!還有一個鐘頭。”

他坐在電腦前，頭也不抬。她在一旁輕聲耳語，搓著雙手。

畫面一轉，時鐘滴答作響，已經快7點了。

那年，她85歲。這樣的等待與陪伴，早已是家常便飯。

他們一起走過風風雨雨。“文革”中他挨批斗，屁股被鞭子抽成“紫茄子”，她找來救生圈，吹起來給他當座椅;他骨折入院，嚷嚷“我要出院!我還有很多工作沒做!”她含淚勸慰，“你呀不要動，不要孩子氣，一切聽醫生的”;他上電視一夜走紅，來訪者蜂擁而至，她替他擋在門外……

在她心里，比她大12歲的許淵沖永遠像個兩歲的孩子，她愛他的純真，愛他“靈魂里不沾染別的東西”。他坦蕩如砥、心直口快，從不在人情世故上費心思，她在背后默默打理著一切，讓他安心沉浸于美的世界。

別人寫文章攻擊他，她第一個跳出來憤憤不平：“這種人不能理，沒有格”;別人夸他，她會跟著一起：“是啊他太不簡單了!他真是一個奇跡!”

她是最懂他的人，常說：“許先生很愛美，唯美主義，他一生都在追求美。”從工作到生活，從外表到靈魂，無不如此。

他有多愛美呢?接受記者采訪，一定要穿上那件細格子西裝搭粗格子圍巾，淺棕加深灰，幾乎成了“標配”。出門，風衣、皮靴、帽子、墨鏡，一樣都不能少。別人夸他100歲了還是很帥，他哈哈大笑：“還可以吧!”

晚飯后，他總要騎著自行車去外面吹吹風，看看月亮。紀錄片里用鏡頭跟蹤著他騎車的背影，如果不是稍有些佝僂，仍如追風少年。

直到那一夜，他騎車駛向一條新修的路，摔倒了。“倒了霉了，月亮下看見很亮的路，看不到坡啊!月光如水，從某個意義上講還摔得蠻美的……”

那晚是中秋夜，月色正美。

“為什么喜歡看月亮?”“嘿，月亮美呀!人生就是追求美呀!不會看月亮怎么翻《靜夜思》?所以別人都翻不好，我翻得好啊!”

遺憾的是，紀錄片上映時，夫人于兩個月前剛剛去世。

觀眾席上，有人發現了許淵沖先生，掌聲雷動。

“今天許先生本人也來了，他其實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想再多看一眼奶奶。”導演在放映結束后的一席話，讓很多觀眾潸然淚下。

夫人離開的第二天，學生們到他家中探望。他們擔心已經97歲的老先生撐不住。結果驚訝地看到，許淵沖還是紋絲不動地坐在電腦前，他正翻譯英國作家、唯美主義代表人物奧斯卡·王爾德的全集。

他說自己幾乎徹夜未眠，一個人坐在電腦前想了很久很久，然后翻開了王爾德的書。“不用擔心我，只要我繼續沉浸在翻譯世界里，就垮不下來。”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般走過一個世紀，他的秘訣就是如此簡單——心無旁騖。“我為什么能活這么久啊?因為我每天都在創造美。我的翻譯是在為世界創造美。”

他最愛的月亮，早已融入他的生活、生命，成為一種人生意象——

1938年11月4日，剛剛考入西南聯大外文系的許淵沖在日記中興奮地寫下：今夜月很亮，喝了兩杯酒，帶著三分醉，走到草場上，看著半圓月，憶起往事，更是心醉神迷。

百年如白駒過隙，轉眼已至期頤。天邊還是那輪明月，清輝之下，他將光陰幻化成詩，留下永恒之美……

譯一生

采訪當天，許淵沖先生照例工作到凌晨兩三點。

他的生活非常規律：早上8點多起床，上午會客或看書，下午將夜晚的翻譯成果敲進電腦，而深夜則將他帶進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光……

“對我而言沒有日夜。每天和每天的區別只有一個，有沒有翻譯。”他常將英國詩人托馬斯·摩爾的詩句掛在嘴邊，“延長生命最好的辦法，是從夜里偷幾個鐘點。”

他深感時間的緊迫，因為想要做的事情太多，想要實現的心愿很大……

40年前，他在將要出版的第一本論文集《翻譯的藝術》前言中寫下：“我想，中國文學翻譯工作者對世界文化應盡的責任，就是把一部分外國文化的血液，灌輸到中國文化中來，同時把一部分中國文化的血液，灌輸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來愈豐富，愈來愈光輝燦爛。”

讓中國文化走向全世界，是他畢生心愿。

骨折住院，一動不能動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著管子，他還念叨著：“中國文化啊，要走向世界……現在我們的科技、商業都在走向世界，所缺的就是這一項，我要填補的就是這一項。”

《我的時代和我》放映結束后，他面對觀眾坦陳心跡：“這個影片不只是看了我個人，其實是看了我們中國的一個象征。看到了過去，看到了現在，還看到了我們未來將要走的路。我們中國走向世界，更要在文化方面走向世界。我們中華子孫，不能妄自菲薄，希望大家再往前走，使我們中國夢得到世界認可。”

在讓他一炮而紅的綜藝節目《朗讀者》上，他信誓旦旦說出一個“小目標”：百歲之前譯完《莎士比亞全集》。

“您翻譯完了嗎?”面對我們的好奇，他不屑地擺擺手，“不翻了，經典的都翻過了，剩下的都沒意思，我不喜歡。莎士比亞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好。”

突然，他話鋒一轉，直起了身子：“我在做更重要的事，寫一部自傳《百年夢》。莎士比亞我不翻也有人翻，但這個書我不寫就沒人能寫了。”緊接著又補充道：“我這一百年跟中國共產黨是同一百年，這一百年一個知識分子是怎樣走過來的，如果我走了，就沒人能寫這個歷史了。”

他興致勃勃地向我們透露了已經寫好的第一章內容，那是回憶母親的。他人生記憶的第一幕，是母親離去的那刻——母親臥在房門后的一張竹床上，父親抱著年僅3歲的他，哭泣不止……

他的母親是江西南昌唯一的女子職業學校的學生，是中國第一代受到新式教育的女性。在遺物中，他發現了母親畫的花鳥、寫的作文。母親筆下的花木鳥獸給了他關于“美”最早的啟蒙，“她的作文題目更是大的不得了——《論項羽與拿坡侖》!這對中外歷史都得有了解才寫得出啊!”這些美、恢宏和由此帶來的震撼，在他心中足足激蕩了百年。

作文題目里的“拿坡侖”(即拿破侖)又將他的思緒帶回到翻譯上，三句話不離本行。“拿破侖有一句名言‘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你們說怎么翻?”

我們面面相覷，答不出來。

Able“能夠”，ere是古英語意為“之前”，Elba即厄爾巴島，拿破侖被流放之地，Able倒過來正是Elba。

“你說妙不妙?這太有樂趣了!”當年在北大課堂上，他也拿這句考學生。有人譯“不到黃河心不死”，有人譯“不見棺材不落淚”，他哈哈大笑：“不到俄島我不倒!”大家拍手叫絕。拿破侖的霸氣和回文詩的妙趣，“一句兩得”。

“中國文化是博大精深、獨一無二的，我們正在走向復興，一定要知道自己民族文化的價值，要有自己的文化脊梁。”

興之所至，他哼唱起7歲時學會的一首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這是我們小學的校歌，直到現在我還會唱。共產主義就是世界大同，現在講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提法很好的，是一種進步。我寫《百年夢》，不僅是記錄下來我們這一代如何一路走來，對你們更有用處，要看清楚前行的方向……”

所以，已近一百歲的他，仍伏在那張小書桌前，認真地寫下每一個字。

在他新出版的《西南聯大求學日記》封面上，印著“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記住了多少日子。你要使你過的每一天，都值得記憶。”

采訪結束時，許老家中的傳真機上，收到一封手書——

淵沖兄，你今年整百歲，我也達到九十九歲。不容易啊!

如有慶百歲佳作，請示知。

弟振寧

百年如夢。他用澎湃的激情、美麗的文字駕起一葉扁舟，載我們穿越于東西方文明之海，采擷文學的奇珍異寶，從一花一葉中看到大千世界。

“‘莊生曉夢迷蝴蝶’，莊生不知道自己是蝴蝶，還是蝴蝶是莊生……我的人生觀就是如此，把詩變成了人，人變成了詩。”

他揮灑著詩意，走過百歲人生。（記者 史競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