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演員鄭爽疑似代孕棄養的消息，再次引發公眾對代孕話題的關注。

2020年12月，陳凱歌導演的視頻作品《寶貝兒》就曾因將虛構的代孕故事表達得過于“溫情”，引發爭議。《人民法院報》點名提醒：“別以身試法”，我國明確禁止代孕行為。

在我國，實施代孕技術或可構成犯罪。然而，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調查發現，一些網站、App仍在以“別名”提供代孕服務，按照不同的“套餐”，價格少則幾十萬元，多則上百萬元。甚至，有的業務范圍已經拓展到美國、加拿大、烏克蘭等多個國家。

交友軟件Blued上，名為“藍色寶貝”的業務是“為赴海外進行輔助生殖的用戶，提供專業服務”，可通過“第三代試管+第三方”的海外輔助生殖方案，獲得混血寶寶。官網還設置了報價計算器，可以按照客戶需求生成報價單。

1月19日，記者發現該App中“藍色寶貝”入口已經替換成“健康百科”，“藍色寶貝”官網也已搜索不到。

多個網站及平臺暗藏代孕服務

據了解，目前的代孕行為，主要分為兩種方式：一是有需求的夫妻提供精子和卵子，受精后由代孕者代孕生產；第二種是由男方提供精子，與代孕者的卵子結合，由代孕者代孕生產。

企查查App顯示，藍色寶貝是一家“赴美生子醫療機構”，注冊于2017年，業務有赴美試管嬰兒、赴美生殖細胞冷凍、赴美輔助生殖、HIV感染者服務等。公司唯一股東為北京藍城兄弟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與Blued主公司為同一家。

在藍色寶貝官網上，“海外DIY生娃攻略”的浮窗格外引人注目。客戶不僅能挑選代孕母親，還可以“定制”寶寶性別，“要個男寶寶、女寶寶、龍鳳胎？”“價格一目了然，童叟無欺”……記者注冊登錄后，根據“報價計算器”的指引，在選定寶寶性別、數量、出生國家等一系列選項后，得到了80.56萬元的報價，以及一張清晰的價格明細表。

“藍色寶貝”不是個例。記者在多個平臺檢索發現，提供代孕服務的機構不在少數。

記者以求孕者的身份，聯系了一家名為“相因”的網站。聲稱是業務顧問的人員介紹說，目前國內上海、廣州、長沙、武漢4地可以提供代孕業務，不同的套餐價格，服務也不同。比如，64.8萬元可以兩年內不限次取卵。如遇到代孕媽媽大出血、子宮切除、羊水栓塞等突發情況，客戶需承擔70%的責任。不過，“只需加付5萬元，這些糾紛可全部免責。”

她說，雖然疫情當前，但客戶依然可以前往泰國和柬埔寨做代孕手術，“我們已經做了12年，該堵的漏洞都堵了。”

在記者詢問代孕是否合法時，她表示，簽合同的主體為國外直營醫院，“我們雙方都受法律保護。”

據中新社報道，多位法律人士認為難以斷言涉事者因“代孕”而“違法”。中國人前往國外“代孕”規避了國內的法律風險。但正如中央政法委的官方微信公眾號評論所言，作為中國公民，因為“代孕”在中國被禁止，就鉆法律空子，這絕不是遵紀守法。

北京市中聞(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梁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不論宣傳的代孕服務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進行，在中國發布代孕廣告都是違法的。2015年4月，國家衛計委、中共中央宣傳部等12部委發布的《關于印發〈開展打擊代孕專項行動工作方案〉的通知》明令要求，依法查處利用互聯網發布代孕服務相關信息及廣告的違法違規網站。

受害者不只是代孕媽媽

實際上，“代孕黑產”的受害者不僅是代孕媽媽。

澎湃新聞調查稱，代孕黑產鏈由需求方、代孕公司、供卵者、代孕媽媽、實施代孕操作的醫生、開具出生證明的醫院組成。

“招聘捐卵志愿者”“top2學歷捐卵報價40萬”“10天報酬最高3萬”……諸如此類的小廣告，時不時可見于一些高校、醫院、高鐵站等女衛生間里。弱化取卵過程中的痛苦和風險、強化掙錢的輕松與快捷，已經成為誘導年輕女性賣卵的“標配”。

1月19日，廣州市白云區人民法院對外發布了一起案例。年僅17歲的少女小梁，以1.5萬元的價格出賣卵子。中介鄧某、賴某陪小梁面試、體檢、打促排卵針等，隨后，她被帶至一別墅進行取卵手術，導致雙側卵巢破裂，損傷程度為重傷二級。

南開大學附屬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生殖中心醫生方祺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透露，代孕中介往往將出售卵子的女性稱之為“卵妹”。他們手中掌握著這些“卵妹”的大量信息，包括年齡、血型、籍貫和學歷等，這些信息都會被做成一份“菜單”，供客戶挑選。

此前，一位微博大V曾曬出在Blued上求孕方的真實經歷。在這則日記中，他透露“‘卵妹’一次性排卵近30個”，而正常生育年齡女性每個月經周期排出一枚成熟卵子。

方祺表示，在代孕黑產鏈中，子宮和卵子被打包成商品出售，女性的生育健康讓位于利潤。“為了減少成本，有些診所甚至不注射麻藥，直接將穿刺針刺破卵巢，吸取卵子。這種情況就會比較痛苦。”他說。

現在，代孕公司、中介機構在一些社交媒體平臺上，往往會包裝為“母嬰育兒博主”，以“成功案例”招徠客戶。在這些文章中，時不時還會有被稱為“愛心媽媽”的孕母出鏡，抑或是“單身男客人挑選了俄羅斯混血女生”等描述，增加說服力。如果委托方有“顧慮”，擔心法律風險，微博上也可以輕松找到美國的“金牌助孕律師”。

委托方棄養及轉賣，或將催生新型人口販賣

正是因為代孕會在生育、倫理、法律、道德等領域引發一系列問題，目前在對代孕有明確法律規定的國家中，禁止代孕的占比較多。我國不支持一切形式的“代孕”，但法律空白不容忽視。

“代孕合法之后就是器官買賣和人口買賣，誰都可能是下一個商品。”在鄭爽事件的評論區中，一位微博網友這樣寫道。

2001年，衛生部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結構違反該辦法“實施代孕技術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并給予有關責任人員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法律學者唐興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援引今年起施行的民法典指出，“代孕”活動目前主要在部門規章層面進行了明確規定。如果從法律的層面分析，可以認為“‘代孕合同’不符合中國現行醫療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不符合現行的醫學倫理和公序良俗，故‘代孕’交易活動在法律上應作無效評價。”

但是，上述規定主要是對“有技術實施代孕的醫療機構”進行規制，并沒有對代孕尋求方、代孕者有禁止性規定。一位法律從業者表示，上述辦法作為“部門規章”，位階不高，很難對代孕鏈上的全部行為作出權威、完整的規范。

廣西廣正大律師事務所律師雷家茂認為，我國法律尤其是刑法，并沒有對代孕行為進行專門規制。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執法力度低、違法違規成本低等問題，很難將相關人員定罪量刑，對中介機構一般情況下也只能進行行政處罰。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柳華文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代孕過程中，委托方出現棄養及轉賣的行為，將很有可能催生一種新型人口販賣。根據我國已加入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于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人和人的器官均不可以進行非法買賣，人口販賣是應該預防和打擊的嚴重刑事犯罪行為。

雷家茂建議，深挖涉代孕行為的投訴舉報線索，加大執法力度，是當下可為之舉。（記者 陳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