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記者 覃星星 陳一帆 黃慶剛

當前，一些地方職能部門通過各種渠道推進各自工作進校園，“小手拉大手”成為響亮口號，和娃娃八竿子打不著的工作也要“從娃娃抓起”。小小年紀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懂，還要向父母解釋和宣傳相關政策。不少教師戲稱，各類“小手拉大手”活動生“拉”硬“拽”，把孩子拉成“千手觀音”。

“小手拉大手”苦不堪言

“以前主業是教學，現在教學是副業”“三天兩頭報材料，備課只能抽空做”……半月談記者調研了解到，當前一些部門時常加塞任務給學校，開展所謂的“延伸教育”，有的竟然以此作為推進自身工作的“萬能鑰匙”。

西部地區多名教師表示，一些“小手拉大手”活動的確有助于將宣傳教育通過學校、孩子傳遞到家庭，進而延伸到社會，形成學校、家庭、社會共同推進的良好氛圍。現實中，部分職能部門存在懶政思維，在推進宣傳教育工作過程中缺乏統籌謀劃和科學安排，不區分具體情況就隨意扔給教育部門和學校，壓給老師和學生。

防溺水、防煤氣中毒、食品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防詐騙、聯系幫扶群眾……在西部某鄉鎮小學，當著半月談記者的面，一位老師掰著手指頭算起了日常工作中的非教學任務，10個手指頭也數不完。半月談記者在其辦公室看到，兩排文件柜擺滿文件盒，僅防溺水文件就占了一半。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有些政策宣傳活動的專業性和政策性比較強，需要一定認知水平和語言表達能力。”一名老師說，“我們老師都不是非常懂，何況10來歲甚至年齡更小的孩子。他們搞不清也講不明，并不是合適的參與對象。”

“非教學任務依舊在不停地進學校，甚至變本加厲。”一名小學女教師說，學校收到相關部門的某個App下載安裝任務，便將任務分解到各個老師頭上，目前她自己的任務還沒完成，被逼無奈只能發朋友圈求助，“身邊不少沒完成的老師被通報了，還被領導找去談話”。

這名女教師透露，有一次相關部門要求學校開展禁毒知識競賽，五至九年級學生都參加，所有學生必須在電子終端完成100%的注冊率，且要完成規定學時，然后再進行考試。上級部門就完成情況對各個學校進行排名，定期公布哪些學校注冊率沒有達標。“一層一層通知下來，我們接到的要求是每個學生都要考100分，不允許有一點差錯，說是要考學生，其實都是老師在做。”這名女教師說，如果讓學生自己考，并不能保證每人都能考100分，在硬要求面前，只能搞點小動作，否則后面會牽扯更多精力，“弄著弄著就變味了，就成了形式主義，學生并不能真正從中受到多少教育”。

西部一名鄉鎮小學校長表示，現在大部分職能部門都可以給學校安排工作，教學精力被嚴重擠壓。“涉及誠信、公益、保密、環保等主題，相關部門都在進校園搞各種活動，又征文、又做視頻、又演節目，不僅折騰學生和老師，也折騰家長。”西部某地一名小學教師說，此前相關部門還讓老師通過學生調查家長涉黑、服刑等情況。

西部一名學生家長透露，家里娃上初一，最近孩子老師有宣傳反詐知識的推廣任務，壓力比較大，就央求包括自己在內的眾多家長幫助其完成。“我們需要在某個App上填寫姓名、身份證號碼等信息，從而表明學過了，然后截圖發給老師，并附上推薦人是哪位老師。”這名家長說，為了孩子考慮，再忙也得走下過場，“這種事情老師累得慌，家長也累得慌”。

各類活動“搭車”進校園

帶來多重弊端

受訪專家介紹，盡管近年來相關部門明確要求，要杜絕行政任務向校園轉嫁的做法，實際上，一些任務“進校園、入課堂”，導致部分中小學校承受的額外負擔“甩不開、掙不脫”，不少非教學任務干擾正常教學，形式主義之弊影響校園健康發展。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研究員熊丙奇表示，什么都從娃娃抓起，是近年來不少地方快速推進工作的一種模式，其本質就是形式主義。一些部門以此展示對相關工作的重視，這種工作思路不僅干擾學校的教學活動，加重教師的工作負擔，還讓學生淪為形式主義的工具。

“我們用于非教學活動的時間，已經超過用于教學活動的時間，這與學校的職能不相符。”南方某縣一名教師說，現在不少活動都牽扯到學生，比如配合某些活動主題宣傳，需要學生完成征文、手抄報等，而這些都需要家長參加，甚至由家長代勞完成。“很多家長工作忙，對此很不理解，往往把怨氣集中到教師身上，這就容易導致家校關系惡化。”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頻繁的“小手拉大手”，讓師生疲于應付，凸顯頂層設計不夠完善。現實中，不少項目完全可以“合并同類項”，但缺乏有力的監管機制。

部分受訪教師擔憂，不少活動進校園只為完成所謂的任務，只務虛，不求實，浪費大家精力，而這種風氣盛行，很可能對孩子良好品格的形成造成不良影響。

力戒形式主義，

讓教育事業“輕裝上陣”

業內人士呼吁，嚴格規范各類“進校園”活動，把寧靜還給校園，把時間還給老師。在關注學生減負的同時，關注教師隊伍減負，讓教師安心于課堂教學和學生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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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朝暉等人建議，對“進校園”的文件和通知加以把關，把小朋友難以理解、不合時宜的內容擋在校門外，避免相關部門濫發指令對學校正常教學工作造成干擾。

多位基層教育工作者建議，優化責任機制，厘清黨政部門、教育行政部門、社區、學校和教師的責權范圍。政府應依法監管，把職能從指揮變為支持、協調和評價。同時，落實國家出臺的教師減負政策以及各省市的減負清單，避免各類檢查“搭車”進校園。

不少教師認為，要想真正為教師群體減負、減壓，必須做到有的放矢。教育部門和學校要進一步優化考核機制，積極改進評價方法，完善教師評價體系，讓教師擁有更多教學自主權，不被與本職工作無關的事情所困擾，專心完成教育教學目標。同時出臺公開監督機制，制定教師負擔“黑白名單”，明確教師職責，多措并舉根除教育痼疾，為教師合理減負，讓教育事業“輕裝上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