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記者 孫文豪

每逢暑期，不同性質的體育設施總是呈現兩種光景：正規的商業體育場館收費不低卻人滿為患，而校園里一應俱全的體育設施處于“放假”狀態，顯得冷冷清清。

校園體育設施要不要面向社會開放的問題討論已久。事實上，早在2009年國務院公布的《全民健身條例》中就提出：“公辦學校應當積極創造條件向公眾開放體育設施。”由此看來，開放校園體育設施不應是“要不要”的判斷題，而應是“怎么開”的必答題。 ?

開放校園體育設施對提高基本公共體育服務水平十分重要。一項學術研究顯示，當校園體育設施的開放率達50%時，居民選擇度會明顯提升，且平均可達距離可控制在1.5千米以內，基本滿足國務院提出建設城市居民“15分鐘健身圈”的要求。但調查顯示，綜合來看，我國學校體育設施對外開放率僅在30%左右。

推開學校體育設施大門為何仍顯困難？如何做好校園體育設施開放的必答題？圍繞這一話題，半月談記者專訪了群眾體育領域研究專家、上海體育大學教授鄭家鯤。

半月談記者：從滿足居民日常運動需求角度來看，體育場地、設施供給總體情況如何？

鄭家鯤：從平衡體育設施的供需狀況來看，近年來這一工作已經取得長足進步。據國家體育總局公布的2022年全國體育場地統計調查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2.62平方米，提前并超額完成國務院提出到2025年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達2平方米的目標。

也要看到，我國體育設施存在高度集中的情況。從最新數據來看，以學校為主要構成的事業單位體育場地面積占比最高，超過40%；另有數據表明，全國學校體育場地總體開放率仍不足30%。不少學校堅持封閉管理的方式，導致較多公共體育場地設施資源閑置。

半月談記者：開放校園體育設施，政策文件、法律法規是否有明文規定？

鄭家鯤：各類推動體育產業發展的中央文件中，普遍要求在一定條件下，推動校園體育設施向社會開放。其中包括“支持中小學對校園體育場地設施進行社會通道改造”“新建的學校體育場地設施應在規劃設計時，創造向社會開放的條件”“將開放情況定期向社會公開”等細化要求。從法律層面上看，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訂的體育法第86條提出：“鼓勵和支持機關、學校、企業事業單位的體育場地設施向公眾開放。”應當說，對于這一事項的頂層設計已經較為清晰。

從地方上來看，上海、深圳、浙江等地都出臺過相應政策文件。上海提出“學校等單位的操場、球場、田徑跑道等露天運動場所，要安排適當時段向社區居民免費開放”。深圳則提出，非寄宿制公立中小學校體育場開放時間平日不少于每天2小時，節假日及學校寒暑假不少于每天8小時。

孩子們在學校體育場地練習排球 周松林 攝

半月談記者：在政策支持、公眾歡迎的背景下，校園體育設施的開放率仍然有限，阻力來自哪里？

鄭家鯤：推動體育設施開放，學校有其義務和責任。我們調研發現，安全責任不清、經費保障不足和專業化管理程度不高等問題，導致一些學校開放意愿不高，致使學校不執行或者選擇性執行相關政策。

推動校園體育設施開放存在一定的安全風險，其中包括在校師生和校外人員的人身安全，也包括學校各類設施的財產安全。一旦發生相關事故，很容易出現責任歸屬不清的情況。根據我們的調研，這是學校開放不積極的首要因素。此外，因開放而增加的設施維護保養成本、人員經費尚缺乏固定的保障渠道，專業管理人員缺乏等問題也令不少學校進退兩難。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高校體育設施開放率明顯低于中小學。這一方面是因為高校是師生共同的生活綜合體，體育場地不僅用于教學；另一方面也因為高校自主管理權更大。高校有著更為完備的體育設施，可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運動健身需求，如何探索高校體育設施的開放路徑，還需要社會各界集思廣益。

半月談記者：如何更好關注學校關切，從制度機制上提高學校的開放意愿？

鄭家鯤：要降低學校體育設施開放面臨的各類風險，就要控制和隔離風險源。如江蘇無錫、廣東珠海等地要求學校區分運動區和教學區，安裝監控系統，并安排專門的管理人員巡查。根據上海等地的實踐經驗，我們總結出“六個一”機制供各地借鑒，即一人一卡，對校外人員實施憑卡入校制度；一館一查，每個場館進行定期檢查維護，及時排除安全隱患；一校一警，通過駐點護校勤務模式維護校園安全。

一些發達國家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可達10平方米以上，日本甚至達到19平方米。這一方面由于其充分利用橋下、轉角等城市“邊角”，另一方面其校園設施開放的運營管理模式也較為完善。例如，一些國家重視“學校-社區”兩個系統之間的聯系，形成了體育設施“聯合使用模式”，在校園規劃之初就根據周邊社區居民需求，劃定一定規模的體育場地，從設施本體出發打破學校體育與社區體育的分離壁壘。

半月談記者：如何從具體情況出發，更好銜接學校（體育資源）、社區（居民需求）之間的聯系？

鄭家鯤：這方面是大有空間可挖的。以上海為例，上海專門成立市級層面的社區體育協會，各個社區成立相應的社區體育俱樂部。學校和社區雙方以“組織-組織”的形式集納雙方的需求和意見，形成議事機制和資源共享方案。學校也應樹立服務大眾、效益最優和資源共享的理念。既從公益角度出發承擔起社會公共服務的責任，又挖掘社區和學校在促進社會實踐等方面的合作空間，不斷提高校園體育設施的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