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亮

疫情防控形勢嚴峻，各地都在為實現“動態清零”目標而不懈努力。但在疫情期間，少數地方政府的防控措施“層層加碼”“一刀切”，各種證明材料一度存在濫用現象，給群眾平添煩惱，無形中也對“放管服”改革成果產生了一定的消減作用。

某些地區為限制人們的流動出行，忽視之前“放管服”改革的好經驗，轉而要求人們頻繁提供紙質證明材料和承諾書，有時需要提供線上線下兩份證明材料。比如，有的地方在為環京通勤族辦理進京通勤證時，曾要求提供核酸、工作、居住等多項紙質證明文件，其中要求有在京工作單位所在地居委會開具的“工作單位所在該地證明”。而這項證明居委會無法開具，后經多方反映后，才被社保證明代替。在辦理紙質通勤證后沒多久，當地又宣布紙質版通勤證作廢，改為辦理電子版，人們又不得不重新開具。

又如，當下核酸檢測機構都會提供電子版報告，但不少地方制作了花樣繁多的卡片發放給每個做完核酸的人，人們在出行辦事時必須持有這些卡片。更有甚者，一些農村地區制作限額發放和定時使用的春耕證，農民必須持證下地干農活，否則就會面臨處罰。

在2020年抗疫初期，疫情突如其來，政府各項準備工作不充分，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情有可原。但是，經歷了兩年多的疫情防控，此類證明材料仍大行其道，反映了某些地方的懶政庸政和不作為。

過去各類證明材料滿天飛，出現“證明你是你”的奇葩要求。證明原本只是手段，不能證明來證明去，使證明本身成了目的。而“放管服”改革旨在簡政放權、強化政府監管、創新公共服務，建立以信用和承諾為基礎的政務服務新體系。“放管服”改革借助新興信息技術解決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難題，通過“最多跑一次”、不見面審批、秒批等創新舉措，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

正是疫情前推行多年的“放管服”改革，為數字化防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疫情防控不能讓“放管服”改革成果流失，使本已成形并推廣的好做法被摒棄。從某種意義上來看，疫情防控對加速推進“放管服”改革也不失為一次契機，要在疫情期間進一步鞏固、深化、檢驗“放管服”改革。

當前，要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創造性地解決復雜問題，不能顧此失彼。5月25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上就指出，用“放管服”改革的辦法優化政策實施流程。他強調，不斷解決兩難多難問題，是對各級政府行政能力的考驗。

各級政府要加大督查審查力度，明確防疫措施不可逾越的“底線”。狠剎形式主義的證明之風，及時糾正防疫中過當失當現象。比如，合肥市政府要求區縣政府在出臺防疫政策時，必須經過市級合法性審查，在源頭上杜絕此類奇葩證明。

很多城際流動人口職住分離，在鄰近城市之間頻繁往返，要推動建立區域性和城市群疫情防控聯動機制，著力破解跨省市人口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堅決破除奇葩證明。鼓勵各地通過科學精準和有溫度的防疫樹立城市品牌，使防疫服務成為城市擦亮名片的加分項。

要進一步加快數字政府建設，借助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推動防疫數字化轉型。以疫情防控為突破口，大力推進跨地區、跨層級和跨部門的數據共享，減少乃至取消不必要的證明。比如，深圳等地將健康碼、行程碼、核酸檢測證明、乘車碼等多碼合一，人們在交通出行時一掃而過，大大便利了市民出行。（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