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的提出，是對智慧城市更具體化、更明確、更項目化的讀解。

“新基建：數字政府與現代化治理”研討會現場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近年來數字政府的建設情況經歷了一次全方位、多層次的“大考”，而線上應用場景的日益豐富，也越發考驗著數字政府的治理水平。

十天建設完成的火神山醫院，讓世界看到中國的基建力量。同樣，依托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健康碼、防疫地圖這些“新物種”也展現出強大的“數字抗疫”能量。

后疫情時代，該如何加快建設數字政府，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新基建給出了方向。近期中央層面就新基建等話題頻頻發聲，向各界釋放了明確信號：一場以新基建為技術底座的新一輪、高水平數字政府建設已經拉開帷幕。

一次全民移動政務數字化體驗

移動端政務服務作為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用戶觸達方式，成為了疫情之下防控戰線建立的最佳手段。

例如，新冠疫情暴發之后，各地政府依托微信等平臺緊急上線疫情防控小程序，為老百姓提供疫情相關服務。

數據顯示，1月疫情暴發以來，騰訊共助力上線了6個部委級疫情微應急平臺、21個省級疫情微應急平臺和73個市級疫情微應急平臺；疫情初期，共有7個城市上線口罩預約服務，為群眾緩解物資緊張的難題。

同時，在騰訊等互聯網公司的助力下，健康碼也成為疫情期間人手必備的“出行神器”。

騰訊防疫健康碼從初步構思到落地深圳只用了不到10天，隨后，云南、貴州、廣州、上海、天津、重慶、武漢等超過400個城市推進健康碼上線。

最初，健康碼主要功能是通過民眾自查上報，幫政府了解疫情形勢。隨著復工復產實際需要的變化，健康碼不斷融合社會化服務等功能，在方便民眾復工出行的同時，進一步提高了相關部門的社會管理效率。

這些數字化工具以及數字政務應用場景的背后，是近幾年數字化信息發展以及數字政府的建設與積累。

在《瞭望東方周刊》、瞭望智庫日前舉辦的“新基建：數字政府與現代化治理”研討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學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郭仁忠提到，正是近幾年來數字政府建設、數字經濟發展打下的基礎，保障了疫情期間信息流和物流的通暢，支撐了疫情的溯源、跟蹤、觀測、救援，保證了在線學習、工作與娛樂的順利進行。

后疫情時代，健康碼可能不再被頻繁使用，但民眾被數字化政務服務平臺、各類數字化智能應用場景激發的需求會延續下去，一定程度上倒逼數字政府及智慧城市建設。

推進政府數據的開放共享

如何有效整合數據，如何基于數據驅動實現政府的業務協同，如何推進政府數據的開放共享，是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傳統治理模式中部門分割、條塊分割，難以實現跨部門、跨行業、跨組織的業務協同治理，而這恰恰是新基建背景下，5G、AI、大數據等技術轉變政府治理模式的方向。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鄭磊認為，在大數據時代，政府要有數據思維，讓數據作為一種要素進入市場。而健康碼的背后，正是城市管理的各類數據的互通互聯，為各部門、機構提供了決策依據。

比如，在判斷健康狀況是否異常時，部分數據是個人自主上報，也有一部分是政府提供，包括衛健、民政、市場監管、醫院、社區、運營商，還有高鐵、高速、航空等等，在所有數據共治共享之下，才能精準判斷這個人有無異常或是密切接觸者。

通過這次防疫，在未來的數據產業上，政府數據平臺的構建、數據治理、以及數據服務方面會呈現爆發式的增長。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治理研究院執行院長孟慶國提到，數字政府建設的要義，是建立在政務數據整合與共享基礎上的數字化轉型，以支撐實現業務協同和整體政府的模式。這種模式需要構建新一代政務數據治理體系，以對原有的政務系統、數據、業務進行深層次整合，也需要有一套推進政府數據治理的組織架構和工作體系，以此來推進和規范這一輪的數字政府建設工作。

騰訊云副總裁羅朝亮建議，政府出臺數據共享責任清單和配套機制，將更多直接關系企業群眾辦事、應用頻次高的數據納入共享范圍，更好滿足各地區各部門普遍性高頻政務服務事項的數據共享需求。

針對數據安全問題，郭仁忠則認為，數據開放與數據安全并不是矛盾的關系，因為安全隱私問題并不是在數據使用之后才出現的。就好比菜刀是可以傷人的，但不能因為這個原因就不使用菜刀。要解決數據安全問題，需要相關法律的健全。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也建議，首先，立法層面，要建立數據開放的新規則，同國際社會接軌。同時，當前在數據挖掘、數據部門治理層面依然缺乏頂層設計，新基建需要新的數字治理機制。以產權制度推動數據的利用，是市場配置資源要素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建立數據產權的交易制度。此外，還要建立新的數據安全體系。

新基建與政府數字化治理“彈性”

后疫情時代，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兩項工作將長期并存，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治理、公共服務等領域或將涌現出新問題和新需求。這一趨勢下，政府需要通過整體聯動的協同形態，提升政府數字化治理“彈性”，以應對可能出現的新危機。

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應急管理學院院長、二級教授蔡立輝提到，當今政府治理面臨兩大轉變，其中涉及跨部門、跨行業、跨組織的業務協同、資源共享、流程優化，而這些需要依靠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5G等現代科學技術提供技術支撐。

下一步該如何做？新基建正是國家給出的方向。

首先，新基建進一步推進智慧城市、數字政府的發展。新基建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以及創新基礎設施，它構成了一個強大的數字底座。假如政府數字化建設分三層，上面是提供入口，中間是數字經濟、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下面是新基建作為支撐。新基建這個基礎的“夯實”，能讓整個城市數字化體系更完善。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汪偉全認為，新時代蘊含著社會治理任務的復雜性和艱巨性，需要互聯網新技術提供新手段、新能力。新基建的落腳點是基礎設施，有利于提升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提升基層治理水平。

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智慧城市聯合實驗室首席科學家萬碧玉也提到，智慧城市與新基建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智慧城市從基礎設施智能化等層面為新基建做了鋪墊，在新基建相關的應用場景上也已有所實踐；新基建的提出，是對智慧城市更具體化、更明確、更項目化的讀解，新基建所包含的大部分領域最終建設完成后，都能夠助力智慧城市的大規模實現。

同時，政府在新基建的基礎之上，能夠探索解決問題的新方法新思路。創新基建讓政府不斷探索未知領域，不斷提升對彈性治理的認知；融合基建讓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提升危機下各種物質要素流轉效能；信息基礎設施具有跨區域和跨領域的特性，能為危機關聯領域注入網絡、技術和算力資源，提升其危機應對能力。

羅朝亮表示，數字經濟時代依賴于通訊技術的發展，也依賴于新基建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快速建立。上面是數字空間快速的形成，最終物理空間和數字空間快速融合，融合過程里我們需要技術手段把它串聯起來，不能讓物理空間和數字空間脫節。

總體而言，建設數字政府與智慧城市不是一日之功，無論是政策端的頂層設計，還是企業端的創新實踐，都離不開新基建的大力發展。伴隨著中央層面不斷釋放明確信號，全國十多個省份目前已經累計敲定數十萬億新基建投資規劃。相信在龐大的資金加持和政策利好之下，智慧城市將加速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