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未必總是依江河而生，但是大河文明卻是人類最普遍且具有很強可持續發展力的文明。

長江，是文明起源時期華夏大地滿天星斗中一條璀璨的銀河，也是五千年文明持續發展歷程中綿亙不絕的滋養。作為世界農耕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長江流域一直以極強的文明包容力和回旋能力，為包括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等各種文明要素在內的文明一體化提供戰略縱深。

位于長江重要支流嘉陵江畔的閬中古城 江宏景/攝

統一性文明的源起

細看長江流域地圖，你會發現她恰似一架巨大的嬰兒車橫涉東西。在文明的童年時期，長江流域是稻作農業發祥地，是中華文明的搖籃，這一點已經隨著豐富的考古發現而成共識。

考古發現改變歷史認知。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一元論曾是對中華文明起源的長久判斷。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就認為，雖然長江的自然條件更優越，但是孕育古代中華文明的卻是黃河，而不是長江。然而，考古資料正在改變偏見：至少在文明曙光初照人類的時期，長江中下游已具有相當高度的史前文化，其發達程度并不在黃河流域之下。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個重要結論是，中華文明有一個多元一體化的源起歷程，是一個開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統一性文明。

在距今5000年前后，進入早期文明階段的時候，出現了“天下萬國”的局面，學者稱之為“古國時代”。這些“古國城邦”廣泛分布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等。他們相互交匯、融合，最終形成一體化中華文明。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文化區系類型說。當萬年之前農業發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環境的不同，形成三大經濟文化區：華南水田稻作農業經濟文化區，華北和華東南部旱地粟作農業經濟文化區，東北北部、內蒙古高原、新疆、青藏高原狩獵采集經濟文化區。在三大經濟區的基礎上又形成若干區域性的考古文化區，由于農業的繼續發展和人口的增殖，出現不同文化間的接觸、影響、融合。

約在公元前3000年之際，各地分別以快速輪制陶、養蠶繅絲、專業治玉、漆器工藝、燒制石灰、夯筑技術、冶金技術等等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而這些新技術一旦出現，就會有一個推廣過程，即匠人流動、文化傳播的過程。這是中華民族中漢民族形成之前重要的重組過程，由此奠定了多源并趨向一體的基本格局。

“中國的黃河與長江流域，沒有難以逾越的地理阻隔，有利于族群與文化的流動、接觸和多次重組。”蘇秉琦指出，從距今萬年到距今四千多年的文化組合與重組，就是在這一舞臺上演出的。

另一位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認為，中國的周圍有高山和海洋作為屏障，本身是一個巨大的地理單元，決定了它在很長時期都基本上走著獨立發展的道路。其中，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不但自然環境條件最好，文化最為發達，而且位置比較適中，很自然地產生一種向心作用?！爸袊糯幕恼w結構是一種向心結構。它是一種超穩定結構，是中國文明得以連續不斷發展的根本原因?！?/p>

從水稻的誕生，到城邦興起、史前復雜社會結構的形成，從晚周時期楚文化盛極一時，到中唐以后兩宋時期經濟文化重心南移，長江流域不斷創造出一個個文明進步的高峰，與黃河流域渾然一體，宛若太極兩儀，國風與辭騷齊鳴，孔孟與老莊競進，共同構成了東方版圖上的宏闊文明場景。

三峽夢想百年見證中國發展。圖為長江巫峽段 王全超/攝

長江為中華文明進程提供戰略縱深

蘇秉琦說：“中國多源一統格局的形成，既有天時地利的環境條件，更有源遠流長的族群、文化融合的歷史趨勢以及思想上的共識等原因?！被赝f年綿延發展的歷史淵流，長江與黃河，始終如母親一樣，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滋養、文化滋養、生態滋養，提供激勵我國各族人民自強不息的強大動能。

盡管自商周以后，中華文明的政治中心一直主要居于北方，但是正如考古學家李學勤所說：“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其實是依賴于南方地區。一個例子是，商周時期十分繁榮的青銅器工藝，其原料已證實多來自南方。”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可見一條古老的銅礦采冶遺址帶。江西瑞昌銅嶺礦冶遺址是已發現最早的銅礦，始于商代；湖北大冶銅綠山遺址規模宏大，開采的時間從西周早期一直到西漢時期。

秦漢帝國使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得以形成、鞏固。但在二千多年封建王朝史上，政局并非總是一帆風順，而是波瀾起伏的。每逢大動蕩之際，中原王朝往往深入南方，尋求轉圜。

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民族大遷徙、大融合時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中原文明“衣冠南渡”，數十萬之眾的人口南遷，帶來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文化重心的第一次南移。此后，以唐代安史之亂為轉折，經濟文化重心向南轉移已成大勢。從南宋起，經濟文化重心穩居長江中下游，已成為不可逆轉之勢。

專家指出，中國古代南方經濟最終超過北方，歸根結底是由三種情況所決定：一是掌握了先進生產技術的勞動者大量增加；二是先進的生產工具廣泛運用，使林莽叢生的廣大丘陵山區大規模開發成為可能；三是南方氣候溫濕，農業具有生產周期短、生產率高的優越性。

每一次“南遷”“南渡”，不僅是政治上、軍事上的回旋，更是經濟上、文化上的縱深發展。長江流域在中國歷史上不僅是軍事、政治上的戰略縱深，更是經濟、文化上的戰略縱深。

戰略縱深，原是一個軍事上的概念，意指在廣闊地域空間的戰略性運動。如今，這個概念被經濟學家廣泛借用到經濟領域，用以描述區域經濟發展重心從東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區的推進。而在歷史上，長江流域就一直以其經濟吸納能力和文化包容能力，匯通融合北方中原文明乃至南下的游牧文明，為中華文明的一體化發展和滾滾向前提供戰略回旋。

古代中國曾被認為是封閉落后的封建帝國，但是歷史資料表明，中華文明開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其實一直沒有改變。有學者研究認為，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楚地和巴蜀地區就有一條通過云南抵達緬甸和印度等地的道路。著名的曾侯乙墓中，曾出土一批“蜻蜓眼”玻璃珠，色彩斑斕，帶有明顯的地中海風格。

不僅如此，長江還以開放的姿態，為中華文明注入了海洋文明等多元文明元素。唐代國力強盛，長江北岸揚州港接近長江口，是中外聞名的國際貿易大港。到宋元時期，我國航海技術取得突破，人們已經掌握了潮汐的變化規律，可以繪制航海圖，更為重要的是發明指南針并應用于航海。明朝鄭和七下西洋，將中國古代航海事業推向鼎盛，也可以說將中國古代的開放發展推向高潮。

那時候，長江中下游有遠近聞名的造船中心，絲綢、瓷器從這里源源不斷地輸往東亞、南亞及西亞地區，并到達非洲、歐洲地區，外來物品也紛紛涌入?？上н@種開放之勢在明清時期戛然而止。

湖北將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等打造成工業旅游路線。圖為大冶鐵礦東露天采礦坑

重振長江文明帶具有深刻內涵

江河是大地的血脈。相似的自然環境使得長江各區域文化也有著極為相似的存在，為長江文明帶的形成奠定了生態根基。

回望歷史，長江流域有著共同的稻作農業基礎，也有著緊密的航運聯系，人口流動頻繁，商品流通迅捷，沿岸城市交往密切?！八疇吭妻D，萬里貿遷”，長江上中下游之間融會貫通、連為一體，最終構成了中華文明重要支撐。

更重要的是，長江流域孕育出無數風流人物，江南山水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成為歷史風潮的引領。著名學者張正明就曾說過：“唐代以來，中國有創造性的學術都出在長江流域，如禪宗、理學、乾嘉樸學、經世實學和革命新學等，無不源于長江流域而且盛于長江流域?！?/p>

在近代，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長江流域擔當起中國近代工業文明的先導。洋務運動中，長江一帶在軍事、工礦、教育等領域率先大舉興革。曾國藩在安慶設立安慶軍械所，李鴻章在上海開設江南制造局，張之洞在湖北“厲行新政”。有專家指出，就整個長江流域而言，一系列近代工礦業的舉辦表明，洋務運動為長江開啟了一個時代，這就是近代工商文明時代。

知其源則可暢其流。歷史的脈絡給今天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豐富、生動而寶貴的經驗。

長江文明在遠古時代即已形成以上中下游的三星堆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為代表的史前中心，有著先進悠久的農耕文明、富有底蘊的玉器文明、無與倫比的青銅文明等諸多個性化文明特征。

而今天，長江經濟帶作為橫貫東中西部的主軸，成為中國經濟的戰略縱深。改革開放以來，沿江省份以約20%的國土面積支撐起超過全國45%的經濟總量，滋養著40%以上的人口。

靜水流深。作家劉醒龍說：“長江萬里，最偉大的業績是將萬水千山化為共同能量。”從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和教訓中，中國人民得出結論：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長江擁有獨特的生態系統，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寶庫。保護生態就是保護文明的延續和發展。

從2016年開始，長江治理進入新時代，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這不僅僅是一個發展理念的轉變，也不僅僅是一次生態保護的行動，而是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探尋長江經濟帶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文明新實踐。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長江治理不僅是生態的治理、黃金水道的治理，更是文化的治理、文明的治理。從這個意義上說，長江大保護，不僅是長江生態的大保護，而且是長江文化的大保護，長江文明的大保護。（刊于《半月談內部版》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