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益民 瞭望智庫特約宏觀觀察員

天津，“天子之渡津也”。

這句話道盡了這個城市在地理與歷史上的雙重重要性——與京城沉浮互動，與國運安危相系。

七百年前的漕運，六百年前的建城，一百年前的近代化，五十年前的直轄市……

波瀾壯闊的歷程使“天津”二字注定成為金石汗青上熠熠閃光的銘刻。

1

天津安穩，天下太平

這個城市的發展起步于漕運。

元明清三代，都城要從江南運糧，主要通過海上和運河運輸。北上糧船都要經過天津，在大直沽轉運，遂在大直沽形成囤糧、裝卸體系，也形成了天津的聚居村落。

海神廟(天后宮)建起來了，祈禱天后保佑海船平安;

三岔河口繁盛起來了，這里漸次成為五方雜處、舟車輻輳之地。

漕運圖

“天津”這個名字的由來，一向眾說紛紜，比較靠譜的說法是來源于朱棣。

據明嘉靖《重修三官廟碑記》記載：“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內難，圣駕由此濟渡滄州，因賜名天津。”

明初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初始在沿途迭遭抗擊，多有不順。后來，他從天津直沽渡河下滄州，一路勢如破竹，攻克南京。

得了天下的朱棣認為此地是自己的福地，遂賜名天津——“天子之渡津也”。

定都北京后，明成祖深感天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又于1403年在此設衛建城。

衛是明朝的一種軍事體系，一般是幾個府為一個防區，設衛。

天津區域不大，卻設了三衛，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天津衛”的俗稱就是來源于此。

自天津北部的薊州到山西大同，之間有長城相連，作為京師北面的屏障;薊州往東至山海關亦有長城，拱衛著京師東部。戚繼光駐守薊州時，大大強化了該地的防務。

正德年間，大學士李東陽途經天津，登城樓北望，感慨“百尺高樓拱帝庭，北山秋望八空冥”，寫下了《拱北遙岑》詩，其中“太行西帶城煙碧，碣石東連海樹青”之句，道出了天津西接太行、東連碣石的重要地理位置。

其拱衛帝京的作用，明清兩代政權及其重視。

明代與清代中期以前，首都防務主要針對來自北方、東北方和西北方的危脅。到了晚清，危機主要來自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天津的大沽口海防，關系著京師的安危。

2

天津陷落，舉國沉淪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攻克廣州，朝廷雖然震驚，但并未惴惴不安，仍將英法兩國提出的修改條約要求置若罔聞。

于是，聯軍艦船北上，直逼天津大沽口。歷經三年、三次大沽口大戰，清軍最終戰敗，清廷只能全盤答應列強的種種屈辱要求，簽定了《北京條約》。

隨著西風東漸，天津成為中國最先受西洋文化熏染的大都會。兩種不同文明，在這里率先發生了劇烈碰撞。

1870年，天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火燒望海樓大案，便是這種文明沖突的一個典型表現。

望海樓

望海樓為法國傳教士建的天主教堂，謠傳教堂殘害嬰兒，早已心懷不滿的天津民眾在一些官紳的暗中鼓動下，火燒教堂、殺戮教士，引發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國聯銜向清政府抗議，并調集軍艦至大沽口進行威脅。

清廷無奈，急調鎮壓太平天國的重臣曾國藩到天津處理此，既要安撫列強之怒，避免與之重啟戰端，又要頂住紙上談兵的“清議派”的輿論高壓。

最后，殺首犯16人，流放天津知府、知縣等25人，派大臣向法方謝罪，賠償白銀50萬兩。

如此憋屈的結局使這位人情練達、鐵腕強勢的“中興之臣”悲憤難言：

“內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議!”

創辦于1867年的天津機器局

曾國藩之后，又一位左右晚清大局的人物坐鎮天津，拉開了中國近代化的序幕。李鴻章以天津為大本營，開啟了洋務運動。

天津機器局、大沽造船廠、開灤礦務局……一家家官辦或官督商辦的近代化大企業興起，商貿、郵政通訊(中國最早的郵政總局，最早發行的大龍郵票，最早架設的津京、津滬電話電報線等)、金融(中外各大銀行在天津設總部)等領域的突飛猛進，使天津迅速成為那個時代發展最快、最具活力的變革前沿城市。

然而，清廷爛到了骨子里，天津再繁華，也只能成為外人刀俎下的一塊肥肉。

庚子事變，又是大沽口失守，天津淪陷，清廷同樣岌岌可危，慈禧太后與光緒帝不得不出逃西安，于是又有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聯軍攻陷大沽口炮臺

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到庚子事變，前后四次大沽口戰斗，都成了天津護衛首都的海疆保衛戰。一旦天津失守，北京就門戶洞開，擺在這個腐朽朝廷面前的，就只有求和、簽訂屈辱條約這一條路。

列強為絕后患，不僅拆毀了大沽口炮臺和天津城垣、搗毀最大的軍工企業天津機器局及北洋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還駐扎軍隊于此，而不允許中國軍隊駐扎在天津城周邊20里內。

自此，隨著中國近代百年屈辱史的演進，天津成了不設防的城市。

獨撐危局的李鴻章

1901年，李鴻章臨終前，留下了這樣的詩句：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3

袁世凱干的好事

與六大古都比，天津建城的歷史才600余年，真是“小巫見大巫”;作為一個在國內舉足輕重的大都市，歷史就更短了，不過百余年。

然而，就是這百余年的光景，卻讓天津迅速崛起、高居時代潮頭。談近代中國史，天津是繞不過去的重鎮。

作為大清最后一位重臣，袁世凱雖然以身敗名裂的結局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從其在天津的一番作為來看，也不無可褒獎之處。

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拋棄傳統的八旗、綠營和湘軍淮軍舊制，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借鑒德國軍制嚴格實施新法訓練，建立起了北洋新軍，開中國近代陸軍建立之先河。

袁世凱小站練兵

條約規定，天津不得駐扎中國軍隊。袁世凱動起了腦筋，在天津拉起了一支3000人的警察隊伍，讓列強無話可說。而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推進了中國近代城市化的進程。

當時天津的巡警管的事非常寬，除了治安、司法、交通、戶籍、消防之外，連衛生防疫、糾紛調解乃至疏通下水道之類事都要管，重要性可見一斑。

慈禧太后為此下旨，讓全國學天津，建立警察隊伍。

法租界中的老龍頭火車站

天津的老龍頭火車站在法國租界內，由洋人掌控。袁世凱很生氣：在自家地盤上，還要受洋人掣肘，簡直是豈有此理!

于是，他在直隸總督的駐扎地天津河北區另建立起鐵路天津總站，與租界火車站分庭抗禮。

在《天津建造總局稟》中，他說：“因津埠鐵路將通，商務必盛，近日各國租界經營不遺余力，若不早為抵制，將來商務必為租界壟斷，而中國商務受虧匪淺。”

北洋新政時期的直隸工藝總局

不僅如此，在他督理直隸期間，經過艱苦的外交努力，裁撤了八國聯軍統治天津的都統衙門;

創辦北洋銀元局，發行銀兩銀元，穩定天津金融;

創辦直隸工藝總局，促進工商業發展，一時公私工商企業大興;

建立現代教育體系，當時直隸的學堂數、學員人數，均居各省之首，而直隸的教育集中地就在天津。

4

左右“前臺”局勢的“大幕后”

談中國近代化，活色生香的上海似乎毫不遜色于天津。然而，有一點是上海比不了的，那就是天津與政治的關聯。

如果說，北京是政治舞臺的中心，那么天津就是大幕之后。有太多前臺發生的事，都可以在幕后見其發端。

天津有九國租界，這是國內任何城市所沒有的現象。列強圖的是此處離北京近，便于與當政者打交道;這里又是交通要道，重要的工商業城市，也利于通過租界攫取經濟利益。

列國均把租界當作自己的領地進行開發與建設，雖然在主權上是對中國的侵奪，但在客觀上也給天津城市發展帶來了巨變。

勸業場

租界占地面積，差不多是天津舊城的8倍!至今天津猶能見到成片的西式建筑群，既有勸業場大樓、回力球場、花旗銀行大樓、利順德飯店、起士林餐廳那一類的西洋公共建筑，也有大量的小洋樓公寓。

在夕陽余暉中，這些樓宇盡顯異國情調。

而在這些洋樓中，曾發生多少密謀與暗斗呢!

清朝的覆滅，北洋政權的動蕩，派生了一大批清朝遺老和北洋寓公。

政客往來，名流穿梭，他們紛紛到天津“隱居”，等待時機——一旦北京有變，即從天津東山再起。

因此，翻開那些小洋樓主人的名冊，我們可以看到一長串大佬的名字：溥儀、羅振玉、陳寶琛、鄭孝胥、徐世昌、曹錕、馮國璋、段祺瑞、張勛、吳佩孚、孫傳芳、徐樹錚、張紹曾……

有人試圖重振旗鼓、再坐江山，在日本特務策動下，溥儀借夜幕從天津潛逃往長春，干起了成立偽滿洲國的賣國勾當。

溥儀在天津

也有人在天津造成過一些震驚轟動事件，如大軍閥孫傳芳被仇家施劍翹刺殺于居士林，吳佩孚因拒絕與日寇合作而遭毒殺，等等。

天津還是日軍中國駐屯軍司令部所在地，許多侵華密謀，就是在這里進行的。“七七事變”發生之初，日方猶以在天津進行高層談判作為調兵增援的緩兵之計。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國軍”以層層碉堡壕溝構筑起天津城防，按原計劃，可以堅守三個月到半年，足以熬到戰局的轉機。

然而，1949年初，解放軍僅僅用了29個小時就攻克了天津，活捉“國軍”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為和平解放北平打下堅實基礎。

5

“十個京油子斗不過一個衛嘴子”

如果你想給天津文化下個定義，恐怕很難。

移民文化、商埠文化、軍旅文化、碼頭文化、漕運文化、租界文化……說法太多，并且，實際上，每種說法只能反映出天津文化的一個小側面，無法總覽全局。

天津是個移民城市，作為一個水陸樞紐之地，幾百年來，隨著漕運的持續、商貿的發展，這里云集了南北各地的人：

有最擅長經商的晉商、徽商、浙商、閩商、粵商;

有設天津衛后從南北各地調來的兵勇，尤其戚繼光戍守薊州后從浙江調來的大批兵丁，有李鴻章留下來的淮軍;

還有山東、河北、山西、河南的流民……

八方輻輳之地，難免魚龍混雜，形成了這地方獨特的文化氛圍和天津人獨特的秉性。

19世紀下葉，處在商貿迅速發展、流動人口迅速膨脹的天津，曾因一些游手好閑之徒的惡劣行徑而敗壞了名聲。

那時，天津“混混兒”結幫拉派、欺行霸市，甚至于到外地去依然蠻狠，以致于華中一些城市的茶館曾掛起這樣的牌子：“天津人不得入內。”

有人說，天津話難聽。確實，天津人講話沒有吳儂軟語的溫柔，也沒有京腔的字正腔圓，最大特點就是有不少字詞，普通話中的第一聲(陽平)、第二聲(陰平)，天津話讀成陰平聲的低平調，尾音直往下墜，齒音字又多，如“春天”“鮮花”“風光”，普通話聲調高揚清和，顯得明朗，用天津話一說則像沖鋒陷陣，備顯跌宕起伏。”

語調間，還帶著些許沾著市井味道的“痞氣”，以及見過大世面、經歷過大風雨的玩世不恭。因此，“京油子，衛嘴子”的說法風靡全國。其實，還有一個版本是：“十個京油子斗不過一個衛嘴子”。

這種能言善逗的性格特征，形成了這個城市樂觀、幽默的文化氛圍，使天津成為全國知名的曲藝之都。

舊時梨園流行一句話：“北京學藝，天津唱紅，上海賺錢。”這話在只有唱紅于天津才算出名這一點上，至今依然如故。

相聲名家馬三立

戲曲、相聲、評書都是讓天津人驕傲的看家本事，尤其是相聲，可謂名家輩出!從馬三立到郭德綱，天津人給全國觀眾帶來了太多笑聲。

天津有對傳統藝術最投入的票友群，如果在看京劇聽到超強的唱腔，或看到精彩身手的表演，而不隨口當堂大吼一聲“好!”那肯定不是天津票友。

這就是天津人的性子，無論場合，高興了就喊出來，不憋著。

天津方言，還體現出天津人的熱情和爽快。無論對熟人還是陌生人，天津人見面就直呼大哥、姐姐、伯伯、大娘，一開口便把人的關系拉得很近。

“有嘛事言語一聲。”天津人這么說話，是真的告訴你有困難就說出來，我真的會幫你。

在天津住久了，無論你走到天涯海角，一聽到有人說天津話，一種親切感覺就會油然而生。

6

“天津人窮、真窮、不露窮”

新中國成立以后，天津成為三大直轄市之一。

作為重要的工商業大都市，許多工商業品牌產生在這里。

天津地毯廠女工(1981年)

中國第一臺電視機在天津誕生，有趣的是，它名叫“北京牌”;

改革開放前，年輕人結婚的“三大件”(自行車、手表、縫紉機)中，天津的海鷗表(中國最早的機械手表)、飛鴿牌自行車，均是最受歡迎的品牌之一。

紡織、機械、造船、鋼鐵、化工、鹽業……眾多產業，樹立了天津的工商大都市形象。

那時候，“京津滬”的名號可是響當當的!國家不少重大事情都由這三大都市協作進行，其他省區無緣介入。

如70年代初，年邁的毛澤東主席視力不好，而他又喜讀二十四史，于是中央決定做一批大字本線裝二十四史，由京津滬三地的出版社接受此任務。

然而，時過境遷，計劃經濟時代結束后，幾大城市格局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改革開放的前20年，天津雖然也在發展，但與深圳、廣州、上海的發展速度相比，差距迅速拉大。

“北上廣”的提法強勢來襲，“京津滬”從此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這讓天津人感到心痛：它標志著改革開放以來，天津退出了中國超一流城市的隊列，曾經的三大直轄市之一的地位轟然坍塌!

一個在中國近代史上呼風喚雨的大都會，如今將要淪落到中國都市第二方陣中去，無論天津人有多不情愿，現實就這樣嚴酷地擺在面前。

從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來看，天津無可爭辯地退出了“第一方陣”，已完全無力與 “北上廣”爭鋒。

無論是城市GDP總值，還是人口流動數，還是在全國的關注度，天津都遜色于前四個城市。

從2016年GDP總值(億元)看：上海2.74萬，北京2.49萬，廣州1.96萬，深圳1.95萬，天津1.79萬;

從城市月平均工資看，情況更糟，2017年前4名：北京9240元，上海8962元，深圳8315元，廣州7409元，而天津的排名非常靠后，處于第21名，僅6178元。

盡管近年來天津正奮起直追，努力縮小差距，但排名至今未見動搖。

無怪乎有天津人自嘲：

“上海人富，真富，不露富;天津人窮，真窮，不露窮!”

好在生性樂觀的天津人并不氣餒，并且趕上了當下新的大發展機遇，正在重振旗鼓。

天津被中央定位為北方經濟中心，濱海新區定位為現代制造業和研發轉換基地，數百項國家重大工業項目落戶于此，中國新型的火箭制造基地也在天津。

有了國家這樣的經濟戰略調整，天津已發出了這樣的豪言：將建成全國大城市中現代制造業規模最大的城市!

目前，天津的工業規模已經超越北京，接下來還有超越上海、廣州、深圳、蘇州等大城市的雄心與霸氣。

當這一目標實現之日，必將是天津重返一線超級都市陣營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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