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在給備戰(zhàn)化學競賽的同學們講課。 受訪者供圖

無論怎么被家長“打雞血”，生長在北京等大城市的孩子，即使長到十幾歲，也有不少人并不知道：自己努力學習，到底是為了什么。

為了改變命運？還需要嗎？父母當年拼盡全力好好學習，已經(jīng)在大城市落腳。那自己今天好好學習，又是為什么呢？

為了祖國，好好學習。這是北京育英學校多年來每周升旗儀式永恒的主題，也是學校秉承多年的校訓。

“好好學習 好好學習”這八個字，是1952年六一兒童節(jié)前，毛澤東主席給學校的題字。

那時育英學校剛落成不久。學校最早的學生，多為早期黨中央各直屬機關(guān)干部的子女。由于忙著解放戰(zhàn)爭，干部們無暇顧及子女教育，中共中央供給部決定成立一所小學，為他們解決后顧之憂。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領(lǐng)導人的部分子女，都曾在育英學校就讀。1948年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籌備建校時，學校專門挑了11月7日，這個俄國爆發(fā)十月革命的日子，作為學校正式成立日。

1949年4月，育英學校隨黨中央進京，定名為“中共中央直屬機關(guān)供給部育英學校”。1956年后，學校逐漸面向群眾招生；1970年，正式更名為“北京育英學校”。

有著這樣的校史背景，以“為黨和國家培養(yǎng)革命事業(yè)接班人”為使命，引導孩子們“為了祖國，好好學習”，對于育英學校來說，可謂自然而然。

育英學校的第一屆學生黃柯可現(xiàn)已82歲，仍記得學校隨黨中央從西柏坡進京前，同學間彌漫的興奮。聽說城里人喝牛奶、吃面包，令這些在陜北喝羊奶、吃小米長大的孩子們無限神往。別看那時育英學校學生多為干部子弟，這些生長在延安、西柏坡等地的孩子們，從沒到過北京這樣的大城市。

進京時，黃柯可印象最深的是：同學們每個人都在口袋里塞了幾塊石頭。因為同學間傳說：“北京城里只有樓房、馬路，沒有土路，從沒見過石頭。”孩子們決定每人帶幾塊石頭進北京，“讓北京人開開眼！”直到汽車顛簸，老師被不知哪個同學衣兜里的石頭硌了一下，才發(fā)現(xiàn)孩子們的秘密，忍不住大笑這群干部子弟“小土包子”。

轉(zhuǎn)眼70多年過去，育英學校早已面向大眾，擁有從小學到高中全部學段，而不再只是當年的干部子弟小學。如今的育英學子，眼界開闊，再不是閉塞的土包子。雖然所處時代發(fā)生了極大變化，但“為了祖國，好好學習”的校訓沒有變，辦學目標仍指向?qū)W生培養(yǎng)成“關(guān)心社稷、勇于擔當?shù)膰覘澚骸薄?/p>

可那背后渺遠的校史，以及未來抽象的使命，讓這些生長在社會穩(wěn)定、物質(zhì)豐富的新時代青少年，如何才能真正理解和主動傳承呢？

為什么而學？

十年來，期中考試結(jié)束后第一周，育英學校高二年級的安排，并不是密集分析試卷，而是暫停課堂教學，讓同學們到校內(nèi)義務(wù)勞動。

于是，穿校服的學生們，混編入校工隊伍：跟著保潔阿姨一遍又一遍地掃走廊、擦玻璃；和保安大哥一整天一整天在門口上崗值班；或早上4點多就到食堂后廚擇菜、做早點，為全校6000多名師生準備一天三頓飯。

起初當然有人反對。牢騷最多的不是學生，而是老師。倒不是心疼孩子們受罪，而是心疼這時間：一整個禮拜不上課，做這些簡單枯燥的體力勞動，瞎耽誤工夫！

“磨刀不負砍柴工。”育英學校校長于會祥向老師們解釋，“勞動也是一種重要的學習，孩子們有了這些勞動體驗之后，會更明白為什么要學習，激發(fā)他們發(fā)自內(nèi)心的向上動力。”

一周勞動之后，抱怨食堂飯菜難吃的同學“閉了嘴”，嘲笑保安工作毫無意義的同學“收了聲”。而從保潔阿姨身上，有人學到了更多。

那個每天低頭彎腰默默幫忙刷廁所、掃垃圾、擦樓道特別賣力的保潔阿姨，五十多歲，父親患有重病，老家在山西太原。這些，都是杜亦森等她走后，才知道的。

之前，每次不經(jīng)意間幫阿姨撿塑料瓶時，阿姨的連聲道謝；在她擦地時下意識抬腿讓路，阿姨表現(xiàn)出的歉意和卑微，都讓杜亦森感到羞愧。“我們有什么資格讓她如此尊重？”當時14歲的杜亦森問自己。

從新來的保潔阿姨那里得知，之前那位阿姨因父親生活不能自理，不得不回家照料，離開了學校。杜亦森更覺心疼。

“不要被優(yōu)越的一切迷住雙眼。這個世界、這個國家、這座首都，這所學校，都有不少苦命之人還在掙扎地生存，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他們需要支持和慰藉，哪怕只是一句問候，一個微笑……”杜亦森把自己的感受寫成一篇名為《尊重、尊嚴》的作文，“唯有看到她，你才認為自己的存在是有意義的。這時的你可以不為自己努力，不為名譽努力，甚至不為父母努力，但你咬緊牙關(guān)，要為她們努力！”

聽說有學生寫了這樣的文章，于會祥做主，把文章鑲嵌在學校主樓一層大廳顯要的位置上，向全校宣揚這份悲憫與善良，告訴同學們要從關(guān)心自己身邊的人和事開始，學著關(guān)心整個社會和國家。

出于類似的原因，于會祥要求把主樓入口處的“榮譽墻”騰空，摘下學校所獲的各種榮譽牌匾，張貼上同學們定期寫的時事評論。他說：“榮譽都是歷史，貼在那里，無非是想給外人看。這和當下在校園里的學生有多大關(guān)系呢？我們更應(yīng)該展示學生們此刻的所思所想。”

從此，這塊“榮譽墻”改名為“育英時評”，每隔段時間就張貼出近期時評社同學練筆的佳作。同學們的評論文章主題廣泛，從近期頻發(fā)的各類外交事件，到該怎樣為老舊小區(qū)修建電梯，文筆有時老練到讓你懷疑是否真的出自十幾歲孩子之手。

育英時評社社長、現(xiàn)就讀于高一年級的王浡華告訴記者，時評文章都是同學們自發(fā)選題，互相交流修改后寫就，少數(shù)情況下才會請老師把關(guān)。不過，大家關(guān)注時事的習慣，確實是學校政治老師們幫著培養(yǎng)起來的。

育英學校初高中開設(shè)的道德與法治課上，每堂課老師都會要求學生用5分鐘輪流講一個新聞事件，并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初中部政治教研組組長宮晶波告訴記者，孩子們雖然單純，但思考的角度卻發(fā)散且深入，有時甚至超出自己的想象。

前段時間由于新疆棉花事件，社會上出現(xiàn)了批判和抵制“H&M”等洋品牌服裝的聲音。不少同學都針對這一新聞分享觀點，初三3班的尚揚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的落腳點卻并不僅限于抵制和批判，而是反問大家：辱華的聲音如果出現(xiàn)在芯片等“卡脖子”領(lǐng)域，我們是否仍有可供抵制的其他選擇？

尚揚引用華為總裁任正非的話向同學們說：“中國造不出芯片和美國人無關(guān)，真正阻礙中國進步的是人才的稀缺。”他說這一事件激勵自己要格外好好學習，長大加入科技創(chuàng)新或發(fā)展民族企業(yè)的隊伍，將大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免我們國家在核心技術(shù)上受制于人。

與尚揚有相同想法的育英學子不在少數(shù)。由于疫情和中美貿(mào)易爭端等背景，去年高考，放棄熱門的金融、經(jīng)濟等“錢”景光明的專業(yè)，報考醫(yī)學類和微電子等專業(yè)的育英高三畢業(yè)生人數(shù)，比前幾屆明顯增加。

為什么而教？

強榮老師正式入職育英學校教書后，發(fā)現(xiàn)自己的月收入比之前在培訓機構(gòu)兼職代課要低。

因小時曾受到數(shù)學老師的激勵，強榮從高中時就有當老師的念頭。在北京科技大學數(shù)學系讀研究生期間，為了積攢教育經(jīng)驗，她每逢周末都到知名的教育培訓機構(gòu)兼職代課。雖然每周就教兩天課，收入?yún)s不菲。讀研期間，強榮沒管家里要過一分錢的生活費。

2019年來到育英學校正式加入人民教師的隊伍后，強榮又教課又當班主任，還要承擔教研任務(wù)和學生活動，每天忙得堪比當年在學校搞科研，收入反而降低了，她卻不以為意。“因為這才是我真正想從事的教育事業(yè)。我能從孩子的成長中感到由衷的開心，體驗到培養(yǎng)孩子的成就感，而不只是提分、賣課。”

強榮向記者展示學生發(fā)給自己的微信，是一個孩子表達苦思冥想后終于找到解題方法的興奮。“你看，她說她還激動地給自己的姥姥講了一遍。”強榮戳著屏幕畫圈，“我看到以后也跟著激動，就好像我也得到了什么一樣！”

和孩子們分享在數(shù)學中發(fā)現(xiàn)的快樂，是強榮最想做的。但這種快樂，此前在培訓機構(gòu)代課多年的經(jīng)歷從未給到過她。研究生畢業(yè)時，也曾有幾個朋友攛掇她一起創(chuàng)業(yè)辦教育培訓機構(gòu)，并描述出一片美好“錢景”，強榮沒有加入：孩子只為提分，機構(gòu)只為賺錢，彼此交換的全是利益，這種感覺自己已經(jīng)受夠了。

直指成績和升學的功利，也令金戈受不了。這位育英學校的化學競賽教練，不愿意見到有哪個同學參賽的目的，只為得獎。他希望來跟自己學化學競賽的同學，都是出自對化學這門學科或是對競賽團隊這個集體的熱愛。

金戈先后帶出過幾位全國化學奧林匹克競賽金、銀牌獲得者，其中劉靜嘉同學還曾在2016年獲得過國際化學競賽金牌。金戈告訴記者，每次參賽，令他印象最深的總是：很多參賽選手，無論最終成績?nèi)绾危际强拗x場的。

眼淚背后飽含苦澀與艱辛。參與化學競賽的孩子們，學習的強度和密度比正常的高中生更大，付出和犧牲更多。如果沒有真愛，只為成績，過程將極為痛苦。金戈害怕看到自己的學生流淚，想盡辦法讓決心跟自己學化學競賽的孩子們不僅收獲成績，還能夠感受到快樂。

只要有孩子向自己表達出參與化學競賽的意向，并跟上了艱苦的訓練，哪怕在這方面并沒有異于常人的天賦，金戈也會奉陪到底。無論成績?nèi)绾危鸶隂Q不放棄任何一個人。“教育是培養(yǎng)，不是選拔。我不想要‘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殘酷成就。”

金戈并沒有把帶競賽的目標設(shè)定為奪得多少獎牌，反而總將龔自珍的《病梅館記》引以為戒。他生怕社會上對教育病態(tài)的焦慮，會摧殘自己如梅花般可愛的學生。為了呵護孩子們學習的熱情，他幾乎365天無休。他承認，在那些難出成績的學生身上，自己花費的心力，遠超于那些有天賦的選手，但他從不考慮性價比。

“你為朋友付出，會計算值不值得嗎？”金戈反問記者，“我想你不會。我為學生們付出也不會。他們就是我的朋友。所謂幸福不一定是靠索取回報得到的，他們愿意接受我的付出，我就已經(jīng)感到很幸福了。”

2013年從東北師范大學化學系研究生畢業(yè)時，金戈反復掂量：自己求學多年，到底哪些瞬間真正感受到了快樂？想來想去，他覺得還是教學實習那段時光的快樂最純粹，因此決定當老師。回想自己高中三年，金戈總覺得壓抑得仿佛當時流行的電影《拯救大兵瑞恩》的底色那般灰霾，偶爾還會閃過血光。他說想通過努力，為自己學生的高中生活添些亮色。

朱盈梅是育英學校招聘到小學執(zhí)教的第一位博士畢業(yè)生。她于2016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語言學專業(yè)博士畢業(yè)后，直接來育英學校小學部從一年級開始教語文。她對記者說，對這一選擇，自己從沒后悔過。

在小學執(zhí)教5年，朱盈梅認為自己重要的收獲之一，是發(fā)現(xiàn)小學一年級的孩子，竟有人不會自己吃飯，上完廁所不會自己擦屁股、提褲子。“幼小銜接喊了那么多年，家長們注重教孩子的，卻只有拼音和字母。”這讓她意識到社會上的教育焦慮和孩子們的真實需求是多么脫軌。

隨著自己的學生進入小學中高學段，朱盈梅鼓勵孩子們在校內(nèi)完成作業(yè)，以便回家盡情玩耍。沒想到有孩子哪怕在課間和午休坐著發(fā)呆，也不寫作業(yè)，并告訴她：“老師，你知道嗎？如果我在學校把作業(yè)寫完了，回家我媽就會給我留更多作業(yè)。所以我要想玩，就只能在學校玩，回家是玩不了的。”

這讓朱盈梅無比心疼孩子們，也督促她不斷反思孩子需要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我覺得自己求學多年的積累，能讓我更理性冷靜地看待教育，對孩子們多一分寬容和悲憫。”朱盈梅從不認為自己干的是外人眼中“看孩子”的工作，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啟蒙。

學校為誰開辦？

4月24日，育英學校為即將畢業(yè)的高三同學舉辦了成人禮。劉開太在成人禮上演講，感激育英學校對自己的哺育之恩。

在自己就讀了12年的這所學校里，劉開太現(xiàn)在不僅是明星，還成為一些學弟學妹心目中的偶像。只因為他喜歡玩蟲子。

劉開太小時由姥爺帶大。姥爺老家在農(nóng)村，經(jīng)常抓蟲子給他玩。他對蟲子的興趣由此開始。上學后，他的業(yè)余時間多用來抓蟲子、養(yǎng)蟲子。小學二年級時，他在班會課上為大家表演節(jié)目，學蟬的叫聲；六年級時，他把自己對白星花金龜三齡幼蟲的觀察做成小研究，在北京市中小學生金鵬科技論壇獲得了生物競賽一等獎。

即使如此，無論老師還是同學，都有人對他的愛好不解。有同學給他起難聽的外號。偶爾忘帶作業(yè)，也會有老師對他甩出“別總想著玩你的蟲子，也用點心好好學習”之類刺耳的話。這些都讓劉開太無形中背上壓力，也難免會自我懷疑：難道我研究昆蟲，是個怪癖嗎？

六年級時，一次升旗儀式上，校長于會祥講話鼓勵同學們要從小樹立夢想，熱情投入自己喜愛的事情。這是校長的老生常談了，劉開太并沒往心里去，卻突然聽到校長提起自己的名字：

“我們學校有一名資深昆蟲愛好者，他叫劉開太，聽說他想做中國的法布爾……”

胖乎乎的劉開太聽得臉紅了，不好意思地直抓頭。

“為了支持他的夢想，學校修建了一個昆蟲研究實驗室，用劉開太的名字來命名！”

劉開太直接懵了，大腦一片空白。至于之后他走上主席臺領(lǐng)取實驗室的牌匾時什么感受，校長又對他當面說了哪些鼓勵的話，他完全不記得了。

他只記得，那天升旗儀式后，學校里再沒有老師或同學拿他的愛好打趣。實驗室正式落成后，劉開太把家里的昆蟲標本和小儀器全搬到學校來，建立昆蟲研究的社團，和志同道合的同學們一起，名正言順地玩蟲子。

隨著年齡增長，劉開太發(fā)現(xiàn)自己對昆蟲的研究只是觀察和記錄，顯得幼稚。他想從更微觀的層面了解昆蟲的分類和進化。而自己所掌握的知識，遠不足以支撐做這些研究，他便從初三開始啃《動物學》《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等大學課本，跟著老師一起做實驗，參與生物競賽。

今年3月，即將從育英學校高三畢業(yè)的劉開太，收到了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農(nóng)業(yè)及環(huán)境科學學院昆蟲與線蟲學系的錄取通知書，即將在今秋奔赴這所動物科學排名全美第一的常青藤高校，繼續(xù)為自己的昆蟲研究續(xù)夢。

還沒出發(fā)，劉開太就對記者說，他學成后肯定是要回國的。“祖國有那么多美麗的昆蟲我還沒見過，太可惜！未來我也要回來參與我們國家的昆蟲學研究。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再想當中國的法布爾了，我會超越法布爾。”

于會祥告訴記者，那個實驗室并不是為劉開太一個人建的，也不只是為愛好研究昆蟲的學生們建的。“那是星星之火。引導同學們重視自己的興趣，追求自己的夢想。同時也告訴老師們，要尊重孩子的天性，支持他們的探索。”

回溯學校發(fā)展的歷史，于會祥認為，曾有個別人對育英學校“紅色基因”的誤讀，一度束縛了學校的發(fā)展。有人會誤以為所謂“好好學習”，僅是針對文化知識而言。其實不然，黨的教育方針理念從來都是立德樹人、以人為本，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為黨育人，為國育才。

1954年12月24日，劉少奇曾為育英學校提出要求：“你們教育質(zhì)量的好壞，現(xiàn)在固然可以看出一些。但真正要看出來，還在10年、15年以后。也就是要看你們教育出來的學生，到社會上的表現(xiàn)如何。”對此，于會祥謹記于心：“要是在孩子小時，就把他們的興趣、信心給扼殺了，10年、15年之后，他們不會回來罵我們嗎？”

更何況，學校是學生的學校，學校應(yīng)該滿足學生的合理發(fā)展需求。學校該怎么辦？于會祥認為也該聽聽學生們的建議。因此從他2011年調(diào)任育英學校校長以來，每月兩次舉辦“校長有約”活動：邀請同學們走進校長辦公室，直接向校長們當面反映自己在校園中發(fā)現(xiàn)的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有同學反映食堂的菜太辣，校長就把食堂的廚師們請來參會討論。有同學反映滑梯掉漆了，飲水機下面容易積水滑倒，校長立刻反饋給維修部門，第二天就解決。有同學反映晚自習的時間太長，睡眠時間難以保證，校長認真記下向班主任們核對……

曾多次輪值參加“校長有約”的小學部分管校長楊冬梅告訴記者，對于同學們提出的每個問題，他們都逐條記錄，會后一周在主樓門口公示落實情況；對確實難以即刻落實的，會給予解釋，希望同學們能夠理解，讓同學們感受到自己發(fā)出的聲音，確有回響。

已于去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學的杜亦森，記得自己高中階段在育英學校擔任團委副書記時參加“校長有約”，問過于會祥：“校長對我們學校團委發(fā)展有什么期待？”于會祥笑笑回答：“希望團委的同學，能主動撿起地上的廢紙、落葉。”

對這一答復，杜亦森和在場的校團委同學們當時掩飾不住地失望：在學校里代表先進的團員們，作為共產(chǎn)黨的助手和后備軍的團組織，難道不應(yīng)該做些更轟轟烈烈的事情嗎？為什么讓我們?nèi)プ鰮炖@種沒有技術(shù)含量的小事？

“地上有廢紙，學生都不知道撿起來，基礎(chǔ)教育的目標定得再高大上，又有什么用？”于會祥反復向記者強調(diào)，自己所理解的黨的教育方針，重在求真務(wù)實。“今天孩子們在校園里能關(guān)注學校的發(fā)展，尊重身邊的老師和每一位校工的勞動，等明天他們走上社會，才有可能關(guān)心國家的建設(shè)，勇于擔當，成為棟梁之材。”(記者尹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