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移動互聯技術飛速發展，人臉識別、掃碼支付等新技術手段為大眾提供了便利，成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同時也給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帶來不便。老年人在“一碼通行”的便捷場景中，遭遇“無碼可依”的困難。

重陽節前夕，記者在多地走訪時發現，上述問題在疫情發生后愈發凸顯，沒有“健康碼”無法乘坐公共交通、沒有“收付款碼”無法在市場交易，“銀發族”普遍反映，新技術讓他們與社會脫節速度加快。

在數字化加快的當下，全國有超1億的“銀發族”仍舊沒有“觸網”習慣。有聲音認為，社會更應給“銀發族”多一些數字留白，讓老人在社會中不再“無碼可依”。

“沒有那個碼，他們就不讓我坐車”

當二維碼技術遍及各種社交和消費場景，因“不會掃碼”和“沒有二維碼”，一些“銀發族們”無法參與數字社會，社會隔離感越來越強。

今年7月28日，大連地鐵12號線旅順站，一位老人在進站時，因未出示健康碼，被工作人員攔下。

“您必須出示健康碼才能進站！”“什么電話號碼？你要我的電話號碼？”“您在這兒鬧沒用，出示健康碼，這是規定！”“我沒那個東西，沒人發給我！”老人與地鐵工作人員交流中情緒頗為激動。

隨后，大連地鐵官方發布致歉聲明稱，工作人員方式方法不對，并提醒乘客可以到市政府網站上打印“疫情通行證”，當作家屬的出行健康憑證。

記者在走訪中將上述視頻播放給部分受訪老人，并簡述了事情經過，大部分老人表示，疫情期間出趟門太麻煩，坐公交、進超市買菜、去醫院取藥都要健康碼。

“我的手機就是個老年機，只能接打電話，哪兒還能‘掃碼’？”在東部沿海某城市，已近耄耋之年的張奶奶，晃著手中的老年機向記者訴苦，“大連的那個老伙計，如果連‘健康碼’都用不了，你還指望他去上網打印‘通行證’？”

“不會用健康碼，之前都刷老年卡，前些天坐公交，因為沒有碼被‘趕’下來了。”獨居老人楊先生用的老年機無法“亮碼”，導致疫情期間幾乎沒乘坐過公共交通工具。

相比沒有“健康碼”的各種不便，對一些“銀發務工者”來說，“掃碼支付”也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2018年1月，江蘇一媒體報道稱，該地農貿市場中，一對彈棉花的老夫妻，不愿讓顧客用手機支付。原來收款碼是兒媳的，但以前兒媳收到款，從未轉給他們。這在現實中并非孤例。

還有受訪“銀發族”表示，早就聽說網購方便又便宜，卻從未“嘗過鮮”。

“聽孫女說要到‘購物節’了，家里的微信群都在發‘養貓’‘種樹’的東西，看著挺好玩，但我們不會啊。”65歲的林女士告訴記者，盡管有智能手機，可以用微信，但沒有網購賬戶，也從來沒網購過東西。

“孩子們認為我沒必要網購，說是怕我被騙，但是老人家也有好奇心呀。”林女士說。

今年9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今年6月，在我國9.4億網民中，60歲及以上網民占比達到10.3%。而半年前，60歲以上網民占比只有6.7%，“銀發族”網民占比“快漲”的背后，是疫情中使用健康碼和網購生鮮的需要，推動老年人加速“觸網”。

盡管如此，全國老齡辦預測“到2020年全國60歲以上老齡人口達到2.55億人”，按照此比例換算，“銀發族”群體中，有“觸網”習慣的還不到四成。

“一碼通行”緣何“人機不兼容”

當下數字技術發展較快，“銀發族”本就難以跟得上，加之對新鮮事物有畏懼心理、缺少子女耐心引導，彌合老年數字鴻溝愈發困難。

——“一碼通行”場景存在排他性，進一步加劇老年群體與數字社會的隔閡。記者在實地調查中發現，不少線下商品零售的結算方式，都在往掃碼支付過渡，而過去通常用現金交易的菜市場等場合，掃碼支付的比例也在快速上升。

即使是火車站等公共交通設施中，可以使用現金支付的窗口也在縮減。中國銀聯在今年四月發布的報告顯示，2019年個人消費金額中，移動支付占比超六成，而前一年占比還不到四成。

無論是超市還是火車站，都在加速數字化改造，在場所容量不拓展的前提下，這些公共服務設施的通道，對“沒有或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銀發族”越來越不友好。

——“人機配比”快速上升，但“碼機不兼容”“人機不兼容”情況開始凸顯。工信部發布的《中國無線電管理年度報告（2018年）》顯示，2018年末我國手機用戶超過15.7億，相當于人均擁有1.12部手機。

“很多老年人也有手機，但并非支持‘掃碼支付’功能的智能機。”DCCI互聯網研究院院長劉興亮表示，有的老年人因為經濟原因不愿使用智能手機，有的認為智能手機充電頻次太高，還有的不習慣觸屏。

“隨著年齡的增長，‘銀發族’對一些新生事物有畏懼心理，再加之可能身邊沒有子女引導，久而久之就更不愿使用智能手機了。”劉興亮說。

——親情被數字化信息交互手段擠占，家庭代際裂痕加劇，形成惡性循環。全國老齡辦相關負責人曾表示，到2020年，全國60歲以上獨居和空巢老年人達到1.18億左右。

“這些獨居和空巢老人得不到子女照顧，為彌合老年數字鴻溝增加了困難。”福建省伍心養老服務有限公司總院長洪英告訴記者，進入養老機構的不少老人曾向她反映，之前與子女一起居住時，子女手機不離身、玩得很起勁，卻沒耐心教老人用智能手機。

“有老人說，智能手機非但沒給他們帶來生活便利，反而加深了情感隔閡。”洪英說。

預留數字空白，為銀發族兜底

在我國數字化進程快速推進和老齡化持續加速的背景下，需充分考慮“銀發族”等重點人群對數字化手段的適應能力，注重公共服務設施的普惠性。

“需要警醒的是，在疫情背景下，一些商業機構以‘減少接觸’為名，強行減少‘數字留白’通道，同時也帶來了信息安全隱患。”資深互聯網行業專家尹生提出，一些機構為牟取商業利益，強制老年用戶或不使用手機的人群授權獲取其個人信息，這也有可能帶來更大的社會風險。

“尤其是在公共服務設施內，尊重使用手機者的權利，也要尊重不使用手機者的權利，不能因為不用或者不會用手機，就剝奪使用產品或服務的權利。”尹生認為。

在他看來，公共交通、便民服務等場合，理應保留數字留白通道，提供給“銀發族”等數字適應能力較弱的群眾；而在一些實際承擔社會公共服務功能的商業機構中，也應遵循“以人為本”而非“技術至上”的原則向“銀發族”提供對等服務。

“數字化的腳步慢一點，等一等占這個國家人口六分之一的‘銀發族’。”劉興亮等人建議，公共場所要給沒有或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預留通道，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在“一碼通行”場景中為老年人等重點群體安排專人對接服務，確保“數字空白”能夠兜住“跟不上數字步伐”的人。

加快人臉識別在一定范圍內應用場景的落地，向“銀發族”推廣更加簡便的智能化數字手段，讓老年人也能享受數字技術帶來的社會紅利。

智能手機的技術門檻相對老年群體來說較高，一方面可引導手機廠商開發面向老年群體的簡單化操作的智能手機，另一方面也可在操作更為簡便的人臉識別技術上下功夫。

“比起操作復雜的智能手機，人臉等生物特征識別技術的門檻相對更低，也對老年人更為友善。”有專家提出，在諸如地鐵、公交、圖書館等公共服務設施內，利用人臉識別技術為沒有智能手機的老年人提供通行便利。

專家認為，一些公共服務設施中，不涉及使用移動設備進行資金交易，也無須關聯相關金融賬戶，通過人臉識別技術還可以甄別是否為健康狀況高風險人群。

此外，還要通過合理方式引導子女關愛老年人，制定措施鼓勵社區幫助有需要的空巢老人學習使用智能手機。

洪英等人建議，發揮基層黨組織在關愛獨居與空巢老人的先鋒帶頭作用，引導社區基層黨員與孤寡老人結成數字幫扶小隊，鼓勵“銀發族”利用智能手機學習一鍵救援、視頻通話、掃碼支付等基本功能操作。（記者 顏之宏、吳劍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