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嘉賓

楊建軍(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檢察官)

劉昌景(南京森林警察學院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鑒定人)

華?寧(自然資源保護協會生態保護項目主任，主持人)

武漢府河濕地保護區水資源豐富，生態良好，生物多樣性豐富，每年都會吸引數萬只來自中國東北或西伯利亞的候鳥在此停歇越冬 (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作為世界上鳥類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每年春季，鳥類大規模遷徙都會在我國上演。而這正是破壞鳥類資源違法犯罪的高發季節，每到這時，國家林業和草原局都會部署春季候鳥保護工作。

包括保護鳥類在內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建設“美麗中國”的應有之義。新冠肺炎疫情推動社會達成生態保護的共識，也成為普法的契機。近期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野生動物保護相關內容進行了修訂，使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律法規得到進一步完善。

疫情加速野生動物保護立法進程

華寧：春季是鳥類繁衍、大規模遷徙的主要季節，也是危害野生鳥類事件的高發期，所以每年這個時候，相關部門都會專門部署打擊此類違法行為的工作，并動員社會各界力量愛鳥護鳥。目前，危害珍貴、瀕危鳥類違法案件有哪些特點?

劉昌景：從生物表現角度來說，鳥類的遷徙非常有規律，是定時定點的集群行為。從預防犯罪角度來說，正是因為這種規律性，給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

比如，我國天鵝屬主要有三種天鵝——大天鵝、小天鵝和疣鼻天鵝。這三種天鵝都是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屬于刑法重點保護的對象，但天鵝死亡的案件歷年來時有發生。2006年山西平陸發生113只天鵝中毒的惡性案件;2008年在鄱陽湖形成過天鵝販賣的黑色產業鏈;2016年內蒙古發生290只天鵝死亡的特別重大案件……

我國約有野生天鵝5.5萬只。我們搜集了2000年到2016年的案件發現，因人為干擾死亡的野生天鵝數量超過740只。死亡數超過了野生天鵝種群的1%，這個占比并不小。常見的作案方式，總體來說有三類。一是投毒，主要使用一種叫克百威的農藥，它的成分是呋喃丹或呋喃酚，鑒定手段是在鳥類的體液、各個器官里都能檢測到這種成分。二是網捕。三是獵槍。毒殺的成本低、致死率高、隱蔽性強、實施難度小。根據我們調研的數據，毒殺是不法分子選得最多的一種作案方式。

楊建軍：我覺得疫情大大加速了野生動物保護立法的進程。去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發布。從法律角度來看，這既是一個政策性文件，也是一個法律文件，它指導了關于野生動物保護的立法。比如這次刑法修正案，再比如正在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野保法”)，實際上都受這個決定的影響。

疫情的影響還表現在執法環節。數據顯示，去年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類公益訴訟案件8.4萬件，與2019年相比有大幅度提高，說明我國對環境的重視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程度。尤其在疫情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6起檢察機關野生動物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用以指導各地司法機關辦理類似案件。

疫情是一個普法的契機，促進全民對環境保護達成共識，即通過法律手段保護生態環境各方面的功能。

織密法網、源頭治理

華寧：刑法修正案(十一)實施后，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我們注意到，刑法中新增了一些涉及野生動物的犯罪行為。

楊建軍：這一次刑法修正涉及的條文很多，涉及動物的也很多。除了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環境污染罪間接相關外，還有三個罪名與動物保護有密切關系。一是刑法第341條中增加了第三款，罪名是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陸生野生動物罪。二是新增刑法第342條之一破壞自然保護地罪，主要針對在國家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進行開墾、開發活動或者修建建筑物，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行為。三是新增刑法第344條之一非法引進、釋放、丟棄外來入侵物種罪。

劉昌景：按照現行有效的2000年37號司法解釋，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包括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國家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附錄二的野生動物以及馴養繁殖的上述物種。

楊建軍：此次刑法修正嚴密了野生動物保護的法網。這主要體現在第341條第三款，為什么這么說?原來第341條第二款的非法狩獵罪，有時間、地域、手段的限制，要求“在禁獵期、禁獵區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進行狩獵”，才能按照非法狩獵罪定罪。這其實是有漏洞的。如果行為人不在這個時間、區域、沒有使用禁獵工具，就很難處罰。所以這次刑法修正增加了341條第三款。對陸生野生動物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如果能證明主觀上以食用為目的，情節嚴重的就可以定罪。

另外，體現了源頭治理的理念。對物種的保護，如果僅保護物種本身，雖然有一定效果，但效果不會太大。刑法修正案增加破壞自然保護地罪，非法引進、釋放、丟棄外來入侵物種罪，都是從源頭加大野生動物保護的力度。

1 月22 日，吉木薩爾縣國家公益林三叉路口管護站，巡查人員登上瞭望塔觀察野生動物棲息地 丁磊/ 攝

物種保護司法實踐仍存困惑

華寧：未來，我國完善野生動物保護相關法律法規，還需要開展哪些工作?

楊建軍：完善野保法等法律法規。野保法要進一步完善，盡快出臺。自從去年開始修訂以來，野保法確實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今年有望出臺。

除了野保法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規范性文件，就是關于野保法的實施條例。實施條例是把野保法具體化的一個行政法規，這個法規對落實野保法非常重要。相信野保法頒布以后，這個法規很快也會出臺。還有一個需要完善的，是地方關于野生動物保護配套的規范性文件。我國地域遼闊，各地應加強調研，盡快跟上節奏。

關于名錄，新調整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已經公布，“三有”動物名錄尚在修訂中。希望“三有”動物名錄盡快出臺，這將對刑法第341條第二款、第三款的適用非常有意義。

華寧：在保護野生動物的司法實踐中，經常會遇到哪些困惑?

楊建軍：野生動物保護中，關于野生動物和人工繁育動物的區分問題，實踐中很困惑。到底什么是野生的，什么是人工繁育的?野生的通過幾代繁育后可以視為人工繁育的?如果能夠明確二者的分界線，司法實踐的效果會更好。

還需要明確的是，規范和引導從域外進口野生動物的問題。這在實踐中遇到很多，比如海關曾查獲很多從國外進口的鸚鵡。諸如如何規范域外野生物種進口等問題，是下一步需要明確規定的。

還需要規范寵物市場。國人對寵物的需求在提升，以前家養寵物僅僅是狗、貓之類，現在還有鸚鵡等鳥類，以及一些另類寵物。如何對寵物飼養、繁殖、交易等進行規范，亟須法律法規來規制。(整理：半月談記者李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