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北平的兒子陳顯來(中)和家人。本報記者張典標攝
鐘得五繼孫鐘來發在給自家新種的油茶林除草。
李昌英孫子李吉元牽著自家養殖的肉牛。 陳鵬攝
雷漢香孫子雷世桂在耕地。
溫常鑫在講述父親溫奉章的故事。 陳鵬攝
陳偵山孫媳在給婆婆盛湯。
傅濟庭孫媳鐘石嬌在自家院子里曬辣椒。 陳鵬攝
黃大春繼子黃英明夫婦。 陳鵬攝
如今的興國山頭種上了臍橙和油茶,郁郁蔥蔥,早不見當年“江南沙漠”的蹤影。 陳鵬攝
記者 張典標
起磚房是李吉鍇十幾年的執念。他先花3萬元在外墻貼上一層瓷磚,即使屋內還只是毛坯。
李吉鍇辛苦了一輩子,毛坯房貼瓷磚,是要宣告:自己的苦日子到頭了。當然,貼了瓷磚,將來兒子娶媳婦也容易些。
71歲的李吉鍇生活在江西興國縣永豐鄉石坳村,他有8個兒子,3個還沒結婚。在興國農村,判斷一家人日子過得怎么樣,就看起沒起房,外墻有沒有貼瓷磚。
李吉鍇家起房、貼瓷磚、兒子結婚這些事,自己操心,縣里鄉里關心。甚至1600多公里外的北京,很多研究者也關心。
李吉鍇是毛澤東《興國調查》中調查的8個農民之一李昌英之孫。1930年,李昌英和另外7個興國籍農民傅濟庭、溫奉章、陳偵山、鐘得五、黃大春、陳北平、雷漢香趕到新余參加紅軍預備隊,當時毛澤東在新余羅坊召開“羅坊會議”,便邀請這8個農民開調查會。調查會開了一個星期,每天開兩次甚至三次,有時開至深夜。毛澤東稱他們為“我的可敬愛的先生”。
這次調查會的成果就是著名的《興國調查》。毛澤東在4萬余字的調查報告中寫道:這次調查要比歷次調查深入些。第一,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其實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村中的基本概念。第二,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斗爭中的表現。
1941年9月,毛澤東在延安時提到:“我在興國調查中……得出的結論,只有兩個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這個革命是能獲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擁護和贊助的。”
因為在中國革命史和農村調查史的特殊地位,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這八個家庭不斷引來各界關注。
外來調查組人生地不熟,一些家庭分家、搬遷,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閉塞,要找到這八戶農民的后代并不容易。
大多時候,是由興國黨史研究者胡玉春給調查組引路。
“江南沙漠”里難刨食
35年前,胡玉春第一次引路時,聽到的一個好消息是傅浪搬了新家。
傅浪是傅濟庭的曾孫,住在永豐鄉凌源村宋坊組。新房是棟土木瓦房,三個房間。原本他家和三個叔伯家擠一個老屋,傅浪四兄妹跟父母住一間房。
那是1986年,24歲的胡玉春剛進興國黨史辦,研究毛澤東農村調查,負責尋訪興國調查中八個家庭的后人。
山路坑坑洼洼,他推著自行車,攀爬在植被稀疏的山嶺上。有時尋訪一戶,路上就得半天,沒談上幾句天就黑了,只得借宿一晚。
夜宿溫常鑫家的見聞讓胡玉春記憶猶新。溫常鑫是溫奉章的兒子。溫奉章是當初參加興國調查的八人中唯一活到新中國成立的。村干部說溫家在村里算日子最好過的。不過,胡玉春發現溫家7口人住兩間低矮的土坯房,每年要花200元購買議價糧。
兩年之后的1988年,全國百縣縣情調查開始,興國被選中。江西省和興國縣社科聯組成聯合調查組,參與其中的胡玉春再一次走訪了那8戶農民的后代。
調查組詳細比較了1930年興國調查中提及的勞動方式、生產工具、口糧和債務、文化程度、生活水平等方面。雖然農民翻身得解放,但農村仍很落后,農民生活普遍不富裕。
胡玉春解釋,那時興國自然條件仍然惡劣,傳統農業收成很低,農村改革的活力難以激發。
毛澤東在《興國調查》里寫道:“那一帶的山都是走沙山,沒有樹木,山中沙子被水沖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過一年,河堤一決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災。”1980年,英國皇家學會專家德·查理斯爵士考察此地時感慨:“在世界上見到的水土流失范圍有如此廣闊的不及這里強烈,有如此強烈的面積又沒有這樣大。”
興國曾被稱作“江南沙漠”,當地人形容這里天空無鳥、山上無樹、地面無皮、河里無水、田中無肥、灶前無柴、缸里無米。一到夏天就和“火焰山差不多”。
時任江西社科聯主席的傅伯言補充了另外一個原因:八戶家庭人口倍增,人均耕地過少。1930年,八戶農民家庭共51人,人均耕地1.2畝;1987年這八戶農民家庭人口達111人,人均耕地只有0.54畝。
不過,八戶家庭后代已經感受到,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情況逐步開始好轉了。
“小學穿的是空調褲。前面磨破了,屁股也磨破了,風從前面進后面出。”說起過去的事,傅浪笑聲中帶著一絲辛酸,“上了初中就慢慢告別了空調褲,每周帶去學校的菜里也有肉末了。”
走出“江南沙漠”,闖出一片天
生態條件“先天不利”,限制了興國農村發展,好在市場經濟潮起,興國農民不用像先輩一樣在“江南沙漠”里刨食了。
初中畢業后,傅浪在周邊縣市打小工。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第二年,傅浪扛著裝行李的蛇皮袋,和村里二十多人擠上南下廣州的客車。
剛到廣州,傅浪在玩具廠做塑膠公仔,后來在老鄉開的制衣小作坊里做飯,一閑下來就自學制衣技術。1999年,他跳槽一家大型制衣廠。2000年,傅浪工資每月1000多塊錢。攢了7年錢之后,他給家里蓋了一棟三層磚房。
上世紀九十年代,不僅是傅浪,興國調查那八戶農民的后代也都南下廣東、東進福建打工。
1993年,李昌英的孫子李吉元去廣東建筑工地拉沙子,一年能攢下一萬塊。1996年,李吉元把老家搖搖欲墜的土坯房換成了新瓦房。
情況最好的是陳莊德。
陳莊德是陳偵山的孫子。上世紀九十年代,陳莊奎、陳莊林、陳莊興、陳莊德、陳莊才五兄弟到福建漳州的工地里做建筑模板。最開始兄弟幾個幫人打工,一天十塊錢,手藝最好的人也才十五塊錢。四年之后,老四陳莊德開始自己承包工程,拉起一支施工隊。好的時候,一年掙十來萬。
到2002年,陳莊德在老家永豐鄉果溪村陳屋組,蓋了二層小別墅,貼著外瓷磚。這是村子最早的樓房。
李吉元回憶說,當時村子里誰家在外打工的多,誰家日子就好一些。
這一時期八戶家庭后代已經擺脫了生存壓力。1995年和2000年,兩次興國再調查證明了這一點。1995年和2000年所調查的八個家庭后代人均收入分別達到1236.3元和2200元,為1988年的7.5倍和13倍。
1995年調查組發現,收入的提高來自多種經營和外出務工。多種經營主要是喂豬、養家禽。1995年,八戶家庭后代養殖業人均產值530.4元,是1988年人均收入的3倍多。當年,陳偵山兒子一家養了20頭肉豬,100多只雞鴨,產值12300元,占家庭總收入的36%。
調查數據顯示,1988年,8戶農民的收入基本上來自于農業;1995年,調查組調查的77人中有10人在外務工;2000年,八戶家庭后代近三分之一的人投身打工潮;2008年,華中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黃振華探訪八戶農民后代時,這一比例提高至35.7%。傅濟庭的孫子傅傳芬、陳北平的繼子陳顯來和溫常鑫三家甚至所有勞動力都在外務工。
治理“江南沙漠”,告別窮山惡水
每次回家,傅浪都發現村里過去赤裸裸的山頭漸漸披上了綠裝。“2000年以后,山頭都郁郁蔥蔥,見不到‘江南沙漠’的痕跡了。”
當年,“江南沙漠”叫興國人吃盡了苦頭。數據顯示,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水土流失面積占全縣山地總面積的84.78%。流失嚴重的地區,紅砂巖裸露,山體被雨水沖出大量的切溝,當地人稱之為“崩岡地”。
流失的水土造成河道水庫淤塞、水旱災頻發、土地肥力下降和燃料奇缺。鐘得五的繼孫鐘來發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妻子剛嫁過來時,經常為做飯沒柴火發愁。為此,她每次都得天不亮就和鄰居婦女去隔壁縣少有人跡的深山里砍柴。為了一擔柴,往返15公里,回家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而鐘來發最發愁的是,每次下大雨,泥沙俱下,山腳下的稻田經常被沙土沖毀覆蓋。
就在年輕人在外拼搏的同時,留守的興國人向“江南沙漠”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勢。
“為了治理窮山惡水,大家拼盡全力。”李吉元回憶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村里號召每家每戶上山種樹、修攔砂壩、挖環山溝。很多村民帶著午飯上山,一些婦女背著小孩造林種草。
1985年起,興國全縣400多個行政村都安排了1名護林員。傅浪的爺爺傅學楨就是其中之一。在村子里還流傳著傅學楨的一段佳話:有一年,山里的松樹受蟲害影響枯死了,傅學楨的兒子傅傳荷在山上撿了5擔柴,被父親發現后,按規定罰了2.5元錢。
傅傳荷笑著回憶:“當時村民覺得父親太死板了。現在見到我,他們都說,多虧了這些護林員管得嚴,山上的樹才恢復得快。”
山村里的“能源革命”也為“江南沙漠”治理立了大功。傅浪回憶,政府大力推廣省柴灶,替代原來費柴的大灶。“灶肚變小了,通風更足,小灶少柴也燒出了原來大灶多柴的效果。”另外,當地還大建沼氣池,以沼氣代柴。
鐘來發說,再后來煤爐煤氣進村,撿柴火的人越來越少了。
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幾十年過去了,興國的植被覆蓋率由上世紀八十年代的28.8%上升到現在的82%。一些因為水土流失而舉家搬遷的村民又搬回來了。2013年,興國縣被評為國家水土保持生態文明縣。
水土保持住了,山下的水田實現了穩產豐產,山上一片片治理過的崩崗地也種上了油茶、臍橙等經濟作物。興國縣扶貧辦主任廖順堯介紹,全縣現有臍橙面積達15.2萬畝,帶動2000余戶果農年均增收1800元;種植油茶66.1萬畝,帶動2.8萬余戶農民人均增收4500元。
鐘來發幾年前種了近10畝油茶林,馬上要掛果了。他掰著長滿繭的手指算了一筆賬:一畝油茶毛收入3600元,去掉成本1200元,凈掙2400元,10畝就是2.4萬元。
站在自己的油茶林里,鐘來發感慨地說,不是黨和政府發動我們治理荒山,哪有今天?
“模范縣”摘掉貧困帽
年長的孩子務工,李吉鍇和老伴留在家里務農。不過,因為孩子多,要讀書,家庭負擔比較重,直到2009年李吉鍇的新房才動工,在村里最晚。
新房動工那一年,老五李士森大學畢業,這是八個家庭后代中最早的大學生。在外來調查組看來,這是八個家庭生活變遷的標志性事件。
李士森大學畢業之后,在北京從事計算機編程工作,2011年每月工資一萬多元,幾年之后漲到近3萬元。他的幾個兄弟,也在政策幫扶和李士森的幫襯下陸續蓋起了新房。
“李吉鍇家終于趕上了。”永豐鄉黨委書記肖燕萍說。“這些家庭要是生活沒有起色,我們也揪心。”
外來調查組把這八戶家庭生活變遷視為農村發展的標本,那八個家庭中有五戶在永豐鄉。
記者走訪發現八個家庭中的十七戶后人,均已脫貧。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八戶家庭后代中,受益最多的是住房、醫療、教育和產業等方面幫扶。
脫貧攻堅帶來了第二次建房潮。興國對農村危舊土坯房改造,每戶補助1.5萬元。傅濟庭的孫子傅傳英一家被列為貧困戶,也享受了政策。房子蓋好的那一天,傅傳英對媳婦說,這次終于跟上大隊伍了。
同樣好轉的還有李吉元。李吉元在家養了4頭牛、100多只雞。養殖業是當地扶貧補貼的產業,一頭牛補貼2000元,每羽雞鴨補20元,每只豬補300元。再加上兒子的務工收入,李吉元一家不僅脫了貧,還把2011年開工的新房子徹底完工,貼上了瓷磚。
“2019年去的時候,差不多所有人的房子都經過粉刷,窗戶都是鋁合金的,空調、冰箱、摩托車、小汽車都有了。”去年7月,新余博物館館長高增忠找這八戶家庭后代“走親戚”時,對這些家庭的變化印象深刻。興國調查會的舊址在新余,從1990年開始,每隔十年,新余博物館都組團來興國這八戶家庭后人家里“串門”。
在胡玉春看來,這八戶家庭的后代生活變遷是興國舊貌煥新顏的縮影。
興國是有名的“模范縣”和“將軍縣”。蘇區時期,興國全縣23萬人口中,參加紅軍的就有8萬多人,5萬多人為國捐軀,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幾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興國籍紅軍倒下。1955年至1964年間,興國被授予少將以上軍銜的就有56位。毛澤東曾親筆書寫了“模范興國”的獎旗授予興國。
興國的尷尬,是曾經的“模范縣”一度在經濟發展上是“落后生”。過去胡玉春外出講座時,經常有人問:“模范縣”為什么還這么窮?
2020年4月,興國徹底摘掉了貧困帽,可以告慰5萬多興國籍烈士了。
2012年6月28日,《國務院關于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的若干意見》出臺;2015年3月,《瑞(金)興(國)于(都)經濟振興試驗區發展總體規劃》獲國家發改委批復;2021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新時代支持革命老區振興發展的意見》。在胡玉春看來,興國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這也是《興國調查》八戶家庭后人的發展機遇”。
今年是建黨100周年,也是興國調查91周年。高增忠給八戶家庭后人中的代表發了邀請,請他們講講自家幾十年來的變化。
(參與:陳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