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從“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蝶變為在世界舞臺首屈一指的科技創新高地；由武漢郊區一片農村，成長為中部地區崛起的科技“新動力”；自小小漁村逆襲為“中國硅谷”，不斷謀篇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北京中關村、武漢光谷、深圳南山科技園等中國科創中心，用一個個珍珠般熠熠生輝的創新創業故事，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繪出濃墨重彩的一筆。它們以永不停歇的創新為支點，扛起高科技成果轉化、高精尖產業孵化的大旗，把源源不斷的成果從“書架”搬到“貨架”。政策創新、體制創新、政務服務創新的“澆灌”，讓甘于坐冷板凳的科研人員百折不撓、持續攻堅，使越來越多創新的金種子成長為參天大樹。

本刊編輯部特別策劃“一村·一谷·一園”系列報道，選取3個科創中心的傳奇故事分3期連載，深度揭示新質生產力集聚高地史詩般波瀾壯闊的崛起軌跡，及其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偉業的寶貴啟示。

中關村在哪兒？當人們的第一反應還是北京地鐵四號線的某一站或是海淀區的某條街時，中關村展示中心常設展上的一面墻給出答案：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關村已由電子一條街，拓展至如今的中關村東城園、西城園、朝陽園、海淀園、豐臺園、大興-亦莊園等16個園。它在488平方公里土地上，哺育著1.7萬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400余家上市公司、85家獨角獸企業和11家營收超千億企業。

自中關村誕生之日起，一條路反復被提起——白頤路。老中關村人總說：中關村的事，得從白頤路上說起。

尋找“白頤路”

如果時間能夠折疊，白頤路的南端點會豎起一塊巨大的廣告牌：“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

那是1995年夏，中國第一個互聯網戶外廣告。廣告牌指向的目的地，是我國第一家互聯網公司瀛海威。小說家寧肯就是在這一年給自己那臺“Win32”連上網的第一代網蟲，也是頭一回由“瀛海威時空”的界面進入BBS、聊天室，給自己取了第一個網名“Kefes”。

今天，我們很容易讀懂“信息高速公路”這六個字，和它掀起的互聯網一夢三十年。但在當時，第一條高速公路剛開通不久的北京城，這塊太過時髦的廣告牌總被人錯當作路牌。沒找著高速入口的人折回來便問交警：“哪兒呢？信息高速？”

高速不在，但中關村在這兒。廣告牌下的路叫白頤路，是20世紀80年代末踏入中關村地界的“南大門”。腳下的路一路向北，把巨大的人流車流引向一處家喻戶曉的地標“中關村電子一條街”。那個年代，以“中關村第一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陳春先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員，紛紛下海創辦科技企業，形成了中關村的雛形。

紅紅火火的電子一條街很快得到了更高待遇。經國務院批準，1988年5月，在“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基礎上，北京在海淀劃出100平方公里，建立外向型、開放型的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走“以市場為導向、技術為依托、技工貿相結合”的新路子，實行“自籌資金、自愿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新機制，享受稅收、審批、融資、定價等新政策。由此，中關村扛起了我國第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大旗。

白頤路，是這片充滿活力的100平方公里的軸線。這條南起白石橋、北達頤和園的路，有什么特別？

——白頤路兩旁，北大、清華、人大、中科院計算所交錯坐落，那是中關村跳動著的“心臟”。有了它們，第一個中文操作系統、第一個中文輸入法、第一個中文字庫，一些當時最前沿的技術或科技產品，才誕生在中關村，或買賣在中關村。

——與白頤路垂直的知春路上，“長”出了以電腦為核心的“生態企業”。耳熟能詳的聯想、新浪、搜狐、金山詞霸、神州數碼，都是從這里起家。

北京白頤路魏公村人民教育出版社大樓

“70年代的白頤路只有10米寬，1982年再拓寬，變成雙向四車道。1997年前后，一條寬闊的城市主干道替代了原來的鄉村公路。”畢業于北大的60后張振清是掘金中關村的第一代創業者，見證了這條路由窄變寬、從短到長的歷史。

“一鋪難求，租金不愁。”張振清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中關村大街的昔日盛況：柜臺緊挨著柜臺，買家與賣家摩肩接踵。進入千禧年，鼎好電子商城、海龍電子城、中關村e世界構成的中關村“黃金三角”，撐起了全國電子大賣場的半壁江山。彼時，作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計算機進入中國不過五六年光景。而身懷絕技的攢機高手、抱著孩子賣光盤的大姐、烏泱烏泱的購機人潮，已經在我國智力要素最密集的白頤路上，托起了不同于老北京二環里那種喧囂的產業飛地。數據顯示，2009年，中關村電子賣場總面積已達32萬平方米，成為全國當時最大的電子賣場群。

白頤路越修越寬，路的兩旁越來越高。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替代了高大的白楊樹。路口開了幾十年的點心店，都變成了電腦店。新的招牌越來越多，新的公司不斷開張，幾乎連接成片，直奔北去。

長度不過幾公里的中關村大街，已容不下如此大的變化。白頤路，不再是中關村的全部。

中關村的版圖一路北延，不斷擴容。“用友”創始人王文京一手帶大的用友軟件，從海淀南路一間9平方米的辦公室，到魏公村、白石橋，從入駐上地、落地永豐，到如今在北京北部一條以“用友”命名的道路上擁有680畝的獨立產業園，36年來沒離開過中關村半步的用友也一路向北，擴大規模。

王文京回憶，中關村第一次走出海淀是在2006年。那一年，北邊的昌平、延慶，南邊的豐臺、亦莊、大興，都有了中關村的“園”。遍及北京多地的10個園區，總面積擴展到233平方公里，翻了一倍多。

中關村的路，越走越寬。它不再只是圍繞著“電腦”打轉，而開始成為一種“日新月異”的象征。甚至，這個“村”的變化，帶動整個城的氣質也變了起來。

2016年，當寧肯再次經過中關村，他的眼前出現了這樣的畫面：以中關村為代表的前沿北京、現代北京，與那個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的皇城根，彼此映照，遙相呼應。“一個特別大的感受是，胡同已經不能涵蓋北京了。京味兒文學，把北京寫小了。少的那個東西，那個日新月異的東西，就是中關村。”

目睹北京巨變，寧肯決定寫一寫中關村。動筆前，他按圖索驥把中關村的新模樣端詳個清楚。此時的中關村，經歷多次擴容，已形成了網狀的一區多園的“大版圖”——從一條街，到100平方公里的一片，再到散落于北京東南西北的10個園構成的233平方公里，再到把遠郊區縣也囊括進來的17個園的488平方公里。36歲的中關村一直向外生長——天津、廊坊、保定、重慶、開封、太原、大同、呼和浩特……它走出北京，播種津冀，遍及海外。

今天，這個面積抵得上一個新加坡的“村”，不再只有“菜地里長出計算機”的單一故事，參天大樹般的中關村有了不同于往昔的使命。

北京中關村日落風景

闖出“五環外”

距離長安街26.8公里，遙遠的北京五環外，有一個被稱為“宇宙最堵”的十字路口。后廠村以南的軟件園南街，十字路口的四個角，我國互聯網巨頭百度、騰訊、網易、新浪各據一方，因此這里又名“互聯網十字路口”。

這里的晚高峰出現在晚9點以后。“千萬別在晚上來這兒，沒個半小時，甭想出來。”北京的哥認真告誡。盡管如此，每晚9點多，的哥還是會蜂擁而至。打車的人多，他們總能滿載而歸。

今天，勤勞智慧的程序員把明代的牧馬場、新中國成立后的遠郊區，變成了一片寸土寸金的產業飛地。“互聯網十字路口”所在的中關村軟件園，每1平方公里創造的產值已高達2164億元。很難相信，如此高的經濟密度居然出現在北京五環外。

這在中關村并不是孤例。在北京昌平，今年年初剛登上《Nature》主刊的中關村生命科學園，不足8平方公里，即帶動昌平區醫藥健康產業收入高達910億元。這里有著細胞與基因治療、合成生物學等生命科學最前沿領域的技術孵化，也有300多名高層次人才的成果轉化。從基礎研究到中試研發，從生產流通到終端醫療，每一環節都散發著“高精尖”的味道。

是什么成就了中關村園區這“1平方公里的輝煌”？

“創新是重要支點。今天的含‘科’量、含‘新’量，成就了明天的含‘金’量。”中關村軟件園總經理姜愛娜一語道破。

創新，是中關村的核。但這個核的堅韌，不是一蹴而就的。

1988年，北五環還是一片荒郊野嶺，四環以里的中關村還是熙熙攘攘的“攢機圣地”。“個人電腦要從國外進口，價格很貴，四萬多塊一臺。我開始準備博士論文的90年代中期，有了‘攢機’一說，一臺電腦的價格降到了一萬多。電子一條街上，但凡有新店開張，一定是電腦店，做的都是‘攢機’生意。”龍芯中科創始人胡偉武告訴半月談記者。那時的他正在中科院計算所讀博士。

一段時期，中關村曾因沒什么科技含量而飽受爭議。北京市原副市長胡昭廣回憶，1988年他通過競聘當上試驗區（中關村的前身）第一任主任后，第一次接受人大代表質詢就被問到：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是不是“倒爺一條街”“騙子一條街”？“那時，我們的技術基礎還極為薄弱。哪怕是試驗區的科技企業，也沒有能力自己生產產品，更別提搞研發、搞創新了。”胡昭廣說。

進入千禧年，互聯網浪潮來襲，讓中關村三大賣場的喧囂日漸停歇。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張振清記得，2004年，從白頤路往西拐到海淀中街，一座以“理想”命名的大廈，盛放了我國第一代互聯網人最初的理想。90米高的玻璃幕墻通體透明，整體設計明顯超前于時代，新浪logo——那只紅色的大眼睛在大廈頂端高高懸起。當年，風頭正勁的愛國者、新浪租的是中關村最貴的寫字樓，盤的是寫字樓里最貴的樓層，還未上市的百度還只是一間幾百人的小公司。

“互聯網剛進入中國的前十年，第一批中關村企業的姿勢還是復制和模仿：三大門戶新浪、搜狐、網易師從雅虎，百度師從谷歌，阿里巴巴師從亞馬遜、ebay，新浪微博師從twitter。”張振清說。

盡管是模仿，隨著3G、4G基站越建越密，光纖到戶越鋪越廣，“信息高速公路”在中國飛馳，造就了互聯網企業一段閃亮的日子。

收入來了，也有資金自己搞研發了。2010年，全球人工智能進入“深度學習時代”，國內的移動互聯網正如火如荼。老牌的互聯網巨頭里，存在感并不最強、卻以技術立身著稱的百度率先覺醒，成立自然語言處理部，在人工智能領域下重注。

十年，1000億元。專注于最前沿的技術攻關，勇氣可嘉，但代價巨大。2013年，百度在國內率先成立深度學習研究院，同年布局無人駕駛。進入2014年，百度人工智能的研發投入已超谷歌。AlphaGo擊敗李世石的第二年，百度宣布“AllinAI”。“未來，沒有一家企業可以聲稱自己與人工智能無關。吃不到這道‘主菜’，將失去一個時代。”李彥宏的這一預判在2019年，無疑是超前的。

頂著巨大的研發風險，以創新抵御寒氣，堅持數年技術沉潛，使百度穿越周期，走出了不同于同時期企業的上揚曲線。2022年底，技術浪潮從移動互聯網來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2022年11月，ChatGPT發布。而三年半以前的2019年3月，文心大模型1.0即已發布。

這些年，“白頤路”上碩果累累。2024中關村論壇開閉幕式上，這個“村”一年內誕生的數十項重大成果，發布即驚艷——全球首顆全系統集成、支持高效片上學習的存算一體芯片，世界上已知最薄的光學晶體，全球首款連續、穩定發射成功入軌的朱雀二號液氧甲烷運載火箭，國際首個全模擬光電智能計算芯片……這張“全球首個”的技術清單越列越長。

細數這些中關村的“特產”，不難察覺到含“新”量的變化——從以前連元器件都要靠進口才能攢起來的電腦，到如今自主研發的計算速度超越“窮舉算法”上億倍的“天工量子大腦550W”量子計算機；從仿制藥中蹣跚起步到全球首個治療肝衰竭干細胞新藥的推出，再到我國第一款獲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抗腫瘤創新藥澤布替尼全球銷售額突破10億美元；從進口軟件的漢化版，到用友財務軟件市場份額位居亞太區之首……

創新，塑造了發展的新優勢、新動能。“十幾年前，外國友人來考察中關村企業，當我們介紹百度、搜狐時，說的是：這是‘中國版的Google’‘中國的Yahoo’。但今天，我們能自豪地向他們介紹：這是中國的Xiaomi、中國的Tiktok。”北京市科委、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張宇蕾說。

永不停歇的創新，讓中關村企業在世界舞臺擁有了姓名。

生命科學園站

一個周三的15時20分，剛結束學術會議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簡稱“北生所”）所長王曉東，步履匆匆穿過走廊，一頭扎進滿是英文文獻的辦公室。

北京市昌平區中關村生命科學園（生命谷）標志性大樓（會議中心大樓）

這間辦公室，位于北京西北郊的中關村生命科學園。北京地鐵四通八達的今天，來一次也要“翻山越嶺”，可以想見20年前這里有多“邊緣”。

今年是王曉東執掌北生所的第21個年頭。中關村被視為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2003年回國的王曉東正是生命科學領域這方“改革試驗田”的田長——這21年，大膽改革的北生所，探索出一套適合我國新型研發機構的高成才率、高成果回報率的新機制、新辦法。

“過去，中國人只能吃外國人的創新藥。當時我就想，什么時候外國人能吃上中國人的創新藥？”王曉東對半月談記者說。

今天，他的這個夢想正在實現。王曉東指指對面的生物科技企業百濟神州，說道：“2023年，中國第一款獲FDA批準的抗腫瘤創新藥、百濟神州自主研發的澤布替尼全球銷售額已突破10億美元。也是在這一年，中國本土藥企對外授權的數量首次超過授權引進。”

王曉東剛回國的時候，這里還是一片莊稼地，隔壁村的土狗跑來跑去。彼時，我國生物醫藥的科研與技術基礎也是這般單薄、荒蕪。

20年前的中國，雖坐擁讓人艷羨的醫藥消費市場，但創新藥研發幾近空白。這些原研藥動輒投入超10億美元，研發周期以10年來計。在人才、資本、機制不充足不充分的環境里，創新舉步維艱。

就是這樣一片20多年前尚未開化的荒野，今天卻孕育著我國最尖端的生命科學，滋養著活躍的產業。變化，如何發生？

原始創新是創新的源頭活水，創新驅動的本質是人才驅動。頭號大事是吸引有才華、勇創新的研究員加入進來。回國不久的王曉東斟酌很久，提出建議：“能不能把高水平引進人才的年薪開到稅后30萬元（人民幣）？”

這一數字不是拍腦袋而來的。考慮到國外相應機構招聘時的待遇水平，在生物技術這樣的高精尖領域，想要跟國際一流機構“搶人”，收入太低不行。但王曉東的這一提議還是令周圍人咋舌，當年有人問他：“部長一個月才拿2500塊，你要招的是什么人？”

讓科研人員心無旁騖地研究真問題、“唯創新是瞻”是王曉東堅守的原則。而舊的機制、舊的指揮棒，束縛了科研人員開拓原創性研究的動力。

一套完全服務于創新的新機制在北生所開始實行——這里不設行政級別、無事業編制，不重論文、不唯獎項，而是進行5年一次的國際同行匿名評議。有充分的自由、信任，允許“特事特辦”，但也有明確的導向：必須瞄準國際最前沿，必須研究別人沒有研究過的問題。這樣的先行先試，在20年前的科研機構中可算是第一個吃螃蟹。

從里到外的新改革，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美國休斯醫學研究所國際青年科學家評選中，700多位國際學者激烈競爭，27人最終獲選。中國的獲獎者最多，共7人，其中4位來自北生所。”北生所所長助理李曉紅說。

用王曉東的話說，北生所做了兩件事：第一個十年，展示中國人的原始創新能力；第二個十年，把成果帶到“實戰場”，解決實際的生命健康問題。

2012年，李文輝發現了乙肝和丁肝病毒受體，在國際學術界引發轟動。3年后，華輝安健（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一步步將乙肝、丁肝抗病毒藥物研發變為現實。

2015年，研究細菌入侵與人體免疫系統反入侵“戰爭”的43歲研究員邵峰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基于他的天然免疫與細胞焦亡通路研究，2020年北京炎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專注于開發治療炎癥和腫瘤的革命性創新藥物。

改革的號角下，第一個吃螃蟹的北生所，與一群沒有編制的科學家，在“邊緣”或“荒唐”的爭議中蹚出來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帶出了一支成才率極高的科學家隊伍，也成就了一個閃耀的科學家“創業天團”。

先行先試，是中關村的傳統。這一傳統也在更迭中淬煉。

中關村誕生之前，學術是學術，技術是技術，商業是商業。沒有一股繩把他們擰起來，讓中國人的創造力發揮更大作用。

起初，白頤路上的公司群和商業體系在管理的縫隙中野蠻生長，但未被官方蓋過戳，科研人員能不能下海、怎么干、干了歸誰等關鍵問題尚處于灰色地帶。“帶來的結果就是高墻里的科研成果繼續沉睡，科研人員科技報國的熱情無法被充分調動，科技無法為經濟服務好。”北京市原副市長胡昭廣說。舊有的機制，免不了與民營科技企業這個新事物發生碰撞。

1988年，中關村的前身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敲定了民營科技企業迫切需要的“18條”改革舉措。“現在回想，中關村改革的第一個‘18條’真是恰逢其時。至少一半以上條例，瞄準了科技企業最常遇到的政策痛點。進出口的批件、技術開發商品的定價等，都在改革的推進中得到迅速解決，極大解放了生產力。”胡昭廣說。

回溯這個“村”30多年的創新路：走過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世界一流園區、自主創新示范區，創建了第一家國家級人才特區、第一家知識產權法院、第一家中關村海關、第一家創業者的銀行……中關村的改革由點到線，再及面，走向縱深——從最早的科研人員能不能下海的合法性問題，到產權歸屬問題，再到如何創造環境鼓勵科研成果轉化為價值，中關村的先行先試如今已覆蓋科技企業的全產業鏈條、全生命周期，也覆蓋人才、資本、技術等創新全要素。

黨的十八大以來，自主創新成為中關村的戰略使命。服務于自主創新、科技自立自強的多輪先行先試加快探索起來。“1+6”“新四條”“新新四條”、兩輪人才特區政策、財稅政策等80多項改革措施，與促進在京高校、央企科技成果轉化實施方案、中關村國際人才20條新政等一系列政策落實落地。

“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是創新驅動發展的兩個輪子。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兩個輪一起轉，以制度創新破除制約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最大程度地調動創新主體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釋放創新活力。”北京市科委、中關村管委會主任張繼紅說。

創新主體無疑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初創企業、小微企業、獨角獸企業、領軍企業，各有各的政策。在中關村，只要你有發展的訴求、創新的需求，總能找到對應的政策，或等來需要的政策。中關村為創新服務的新舉措，激發了創新、實干的熱情和動力。”天智航創始人張送根說。

如今，一系列先行先試改革舉措已走出北京，輻射全國。中關村率先探索了公司型創投機構企業所得稅、技術轉讓所得稅優惠政策試點，持續開展了投貸聯動、設立民營銀行、企業境外并購外匯管理、企業外債便利化、建設生物醫藥國檢試驗區、創新醫療器械應用推廣、強化高價值專利運營等改革試點，已有30余項復制推廣到全國。

中關村用實踐闖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新路子，在全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上作出表率。“這就是為什么幾十年過去了，我們還需要中關村。”胡昭廣說。

創業迭代與耐心資本

對于天智航創始人張送根來說，中關村是他誕生夢想、孵化夢想之地。

走進天智航，一款名叫“天璣”的手術機器人映入眼簾。身手敏捷的它，不僅可用于脊柱外科手術，還可用于創傷骨科、關節骨科手術，能使醫生獨立完成手術中植入物亞毫米級的精準定位。截至目前，“天璣”實施手術數量已超7萬例。

學歷高、專利多、技術硬，是中關村創業者的典型畫像。但張送根比典型的中關村創業者還多了一種特殊身份，他是中關村創業者里的“回頭客”。“歸國29年，2次創業，全在中關村。”張送根說。

是第一次創業失敗了嗎？相反，還很成功。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國家鼓勵科研人員、留學人員創業。參與多項國家重大科技創新項目研發的張送根響應時代召喚，下海創辦了北京天惠華數字技術有限公司。“主營業務做的是全數字超聲診斷系統。剛好趕上我國數字化轉型升級的機遇，加上進口替代又快又好，公司2001年成立，第二年就拿到許可證，4年后就做到了上億元的銷售額。”張送根說。

第一桶金來得容易，但張送根并沒有太多成就感。“仿制基礎上的自主設計，或是引進消化基礎上的創新，固然可以帶來商業上的成功，但不是我想做的。”張送根堅信，基于臨床需求的自主創新才是國家和人民所迫切需要的。

他放棄了快錢，轉向真正的臨床需求、“從0到1”的原始創新。2005年，力爭做高精度骨科手術機器人的天智航在中關村東升園成立。而立之年的第二次創業，張送根選擇的是別人做不到的事、難且正確的事。

自主創新的創業，注定充滿波折與艱辛。“起初，我們以為蟄伏期頂多三五年，沒想到一熬就是十年。2005年至2010年這5年，我們異常艱難地趴在地上匍匐向前，終于把中國的第一個醫療機器人注冊許可證拿到手。這期間，沒有賺到一分錢。”張送根回憶。

哪怕是“天璣”已先后推出第一代、第二代，研發團隊也依舊在自主研發之路上精進，向核心技術的更尖端處進發。天智航CEO徐進記得，為趕出能實施高難度脊柱手術的進階版“天璣”，2014年春節前后，整個研發團隊都窩在積水潭醫院的地下室里，連續一周，每天都研發到凌晨三四點。

2015年8月12日，一個里程碑事件發生了。北京積水潭醫院應用天智航自主研制的骨科機器人，成功挑戰了世界脊柱外科手術領域的“禁區”，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復雜上頸椎畸形機器人輔助內固定手術。

張送根由“替代創新”到“原始創新”的二次創業路，是中關村創業迭代的一個縮影。

起初，“中關村創一代”帶著團隊，從魚龍混雜的電腦倒買倒賣人流中，成為“不滿足代理銷售，開始籌劃自主研發”的一股“清流”。隨著“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問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等中關村新使命的到來，這股自主研發的“清流”，漸成中關村創業者的“主流”。

中關村論壇上展示的柔性屏

2023年11月28日，一場名為“到中流擊水”的新品發布會上，55歲的龍芯中科創始人胡偉武著一身中山裝，穩步走到舞臺中央。這一天，我國自主研發的新一代通用CPU——龍芯3A6000在北京正式發布。

“龍芯3A6000采用我國自主設計的指令系統和架構，無需依賴國外授權技術，是我國自主研發、自主可控的新一代通用處理器……”胡偉武難掩自豪。

“自主研發、原始創新，成為中關村新一代創業者的鮮明標簽。”盛景網聯董事長彭志強說。

十年前，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創業資本以中關村為起點，掀起了涌動全國的創新創業熱潮。十年后，北京已初步形成了“耐心資本”供給網絡，一批有耐心、重創新的資本沉下心來，做硬科技和科學家的“長跑”伙伴。不掙熱錢、快錢，支持科技成果轉化、高精尖產業孵化，把源源不斷的成果從“書架”搬到“貨架”。

一組數據，描摹出今天源源不斷的創新創業活力。2023年，北京新設科技型企業高達12.3萬家。算一下，平均不到5分鐘，就有一家科技型企業在北京誕生。

有了“耐心資本”的澆灌，越來越多創新“種子”成長為“大樹”。2023年3月才注冊成立的人工智能企業月之暗面，一年內已獲得紅杉、小紅書、美團、阿里、騰訊等多家創投機構的投資，躋身估值最高的獨角獸隊伍。其創始人楊植麟是個95后。簡單租下的兩層寫字樓，甚至沒有正式掛上公司招牌。門口處有一架擺著琴譜的白色電子鋼琴，電腦后面清一色都是年輕面孔。

彭志強感慨，新一批年輕創業者真是截然不同的一抹亮色。“他們身上，有許多寶貴的東西。年紀輕，但學歷高、素質優、性格穩、敢冒險，承壓能力強，擅長硬科技。過去都是我們勸他們‘別著急，會成的’，現在是年輕創業者反過來給我們做心理建設‘相信我，一定沒問題’。”

“火箭一條街”

距離曾經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30多公里的北京東南部，極具未來感的“火箭一條街”悄然形成。

地盛南街到榮華南路的2公里范圍內，“天龍三號”“朱雀二號”“引力一號”“谷神星一號”“力箭二號”“雙曲線三號”等多款身懷絕技的火箭，從這里“出發”。全國75%的民營火箭整箭研制企業在這里聚集。

2023年5月26日，中關村論壇上展示的火箭模型

敲開星際榮耀的大門，二樓的實驗室里，研發人員緊鑼密鼓，加快“雙曲線三號”箭型的研制。“今年，作為新增長引擎的商業航天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民營商業火箭加速飛向太空，我們必須只爭朝夕。”星際榮耀研發負責人姚春光說。

距離星際榮耀不足2公里，另外兩家民營火箭企業——藍箭航天與星河動力隔街相望。今年1月19日，藍箭航天自主研發的可重復使用垂直起降回收驗證火箭在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點火升空，驗證了“朱雀三號”大型液氧甲烷可重復使用火箭一子級垂直返回關鍵技術的可靠性。另一邊，在過去一年，僅星河動力一家發射的火箭數量，就占全國火箭發射總量的十分之一，位居世界第五、國內民營火箭公司之首。

高強度的技術攻克、高密度的商業發射，令“火箭一條街”活力奔涌。讓人不禁聯想起曾經火熱滾燙的“電子一條街”。

2018年5月，隨著中關村大街沿線最后一個電子批發市場——廣安中海電子市場拆除，中關村徹底告別“電子一條街”時代。也正是2018年，我國迎來“民營火箭發射元年”。藍箭航天、星河動力、星際榮耀、中科宇航等民營火箭企業相繼在中關村亦莊園落戶，匯聚成星光熠熠的“火箭一條街”。

過去一年，這條街以多個“第一”和“首次”書寫了閃亮篇章。藍箭航天實現全球首型液氧甲烷運載火箭連續2次成功入軌；星際榮耀成功開展國內首次液體火箭全尺寸一子級的垂直起降與重復使用飛行試驗；星河動力完成民營商業火箭首次海上發射；東方空間全球最大固體運載火箭首飛成功。

今年，更宏大的一張藍圖正在展開。亦莊新城瀛海鎮，曾經的雪蓮羊絨北京生產基地正在為“北京火箭大街”的開建做最后準備。這里將為產業鏈企業提供火箭研發試驗、生產制造等場地，以及10余個共享實驗平臺。

曾經，“電腦”就是中關村產業的全部。如今，打開中關村產業地圖，從集成電路、醫藥健康、新能源、新材料，到商業航天、量子、6G、人工智能，未來產業新賽道不斷開辟。“1988年，中關村僅有148家科技企業，總收入不過9億元。2023年，中關村示范區總收入達8.7萬億元，占全國178家高新區的1/6。35年，已增長9600倍。”胡昭廣說。

中關村企業的巨變、產業的巨變、創業者的巨變、影響力的巨變，來源于中關村的使命之變。

來自1988年一份泛黃的文件《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上，印著中關村最初的使命——為促進科學技術和生產直接結合，科學技術和其他生產要素優化組合，推動技術、經濟的發展。

201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走出中南海，把“課堂”搬到了中關村。正值高速行駛的中國號巨輪來到一個歷史關口：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創新能力成為這個經濟大塊頭的“阿喀琉斯之踵”。中關村被寄予新期待——加大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力度，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

2021年，中央深改委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支持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開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先行先試改革的若干措施》，向中關村提出新使命——瞄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做強創新主體、集聚創新要素、優化創新機制。

今天，走過36年的中關村，已由單細胞生物進化為復雜的有機生命體。“中關村已經成為原始創新的策源地、自主創新的主陣地、高科技企業的出發地。”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書記于英杰說，中關村在實踐中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新路子，為在全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人們開始放下過去的故事，看向中關村的新篇——

北部，機器人在“黑燈”工廠生產的手機在海外賣出上億臺，中國“土生土長”的創新藥頻頻在海外獲批。南邊，自動駕駛機場線平穩絲滑地送乘客趕飛機，無人車隊走出國門行駛在多國的街頭，民營火箭加速飛上太空……這個“村”的創新成果正在被更多國家和人民所及、所用。

“我們常說，太陽底下無新事，但中關村的一切都是新的。”寧肯說。

剛出爐的《中關村世界領先科技園區建設方案（2024-2027年）》已為中關村指明新目標——由過去的“加快建設”世界領先科技園區變為“全面建成”世界領先科技園區，“為建成科技強國、制造強國和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支撐”。

回到白頤路，一座DNA雙螺旋結構造型的雕塑《生命》靜靜佇立。它的四周，車流人流奔騰著向前，如同一次又一次技術革命，見證著中關村創造的一個又一個史詩般的傳奇。

半月談記者：王明浩張漫子 /編輯：李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