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孕母，做“試管”，安排生產……由于鏈條隱蔽、監管涉及部門多，且有“市場需求”，非法代孕屢禁不絕，社會危害巨大。近期，公安部門部署2024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項行動，內容包括對偽造買賣出生醫學證明等案件，查明辦理全過程，依法予以打擊。

“幾乎每一個環節都涉嫌違法”

2023年12月，某知名打拐志愿者公開向西南某市相關部門舉報稱，該市一健康管理咨詢公司違法提供代孕服務。

該志愿者向半月談記者展示了其臥底取得的多份代孕合同，其中一份簽訂于2023年6月，內容顯示，公司為客戶提供第三代試管嬰兒服務、第三方輔助生殖服務，其中包括尋找一名生理滿足要求的“助孕志愿者”，即“代孕母親”，還稱如在胚胎植入前出現意外情況，可無條件更換“助孕志愿者”。

合同對代孕嬰兒的出生醫學證明明碼標價：證明上母親一欄年齡為45歲以下的標價為3萬元，45歲至49歲、50歲至53歲分別為6萬元、10萬元，可“操作辦證”的醫院為公司所在城市及鄰近城市的2家民營醫院和2家公立醫院。打拐志愿者說，此類公司“操作”的出生醫學證明還可以“單獨出售”，面向非代孕客戶提供“辦證服務”。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從招募孕母、招攬客戶、與醫院“對接合作”，到“全程護航”客戶胚胎培養移植、“代孕母親”妊娠生產、新生兒落地后的證件辦理等，非法代孕產業已形成“一條龍”服務。知情人士稱，這樣的“全流程”操作，幾乎每一個環節都涉嫌違法，包括廣告違法、非法行醫、偽造證件等。

“代孕團伙往往難以被發現”

2023年6月，國家衛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等14部門聯合制定了《開展嚴厲打擊非法應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專項活動工作方案》，加強了對代孕等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與統籌監管。業內人士認為，代孕黑色產業鏈長期難以斬斷原因有三。

——違法主體有意繞開監管。上述方案，明確指出要嚴格規范企業經營行為，重點排查注冊經營范圍為醫療服務、健康咨詢、母嬰保健等內容的公司。打著“助孕”旗號的咨詢公司是代孕黑色產業鏈的關鍵一環，但這類公司在注冊的經營范圍上往往“披著‘咨詢’的外衣”，避開“醫療行為”，借此繞開重點排查。基層執法人員坦言，處在模糊的監管地帶，是這類公司能明目張膽開展業務的重要原因之一。

——過程隱蔽，查證難。據辦案民警、有關監管部門人員介紹，代孕團伙往往難以被發現，需要靠社會監督與群眾舉報。為了逃避查處，不法醫療機構多設在偏遠地區，孕母藏匿點不固定；因未應用人臉識別系統、人工精準核查難等原因，醫療機構在日常接觸產檢、分娩的孕產婦時，難以識別出“人證不合一”的情況；代孕機構、代孕委托方和孕母等重要“參與方”在接受調查時容易互相包庇，加大了查證難度。

——“市場”需求大。《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我國不孕不育發病率有上升的趨勢，代孕“潛在市場”龐大。與此同時，一些不法分子還瞄準了經濟條件較好的育齡婦女宣傳代孕，聲稱代孕有“避免懷孕分娩之痛”“可選性別”等“優勢”，以此類既不科學又不合法的錯誤觀點來“推廣業務”。

“在每個環節逐個擊破”

受訪基層執法人員建議，充分抓緊與代孕黑色產業鏈相關的各類專項治理行動的契機，嚴厲打擊，同時在具體行動和工作機制上創新，實施有效的常態化治理，建立多部門、跨省、市、縣的聯合執法機制。

北京安劍律師事務所周兆成律師認為，不法代孕行為除了要依靠法律來規制，還應在監管上考慮在每個環節逐個擊破。對一些健康咨詢公司、服務類公司，市場監管部門和稅務部門可通過季報、年報等方式，查看它們實際的營業狀況、稅收情況，實施聯合監管，進一步擠壓代孕黑色產業鏈上各類違法行為的實施空間。

半月談記者：黃凱瑩 /編輯：蘇婭

原標題：《“生物學母親”年齡越大，出生證明“售價”越高

斬斷非法代孕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