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評論員 王雪瑩 翟東升

最近幾十年，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在全球人口分布上日益趨同，掙得多的人和資產多的人越來越重合。這種“同貴”現象導致國家之間、各國內部不平等現象愈演愈烈，泛濫全球的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導源于此。未來，哪個國家能較好地解決國內不平等問題，實現共同富裕，哪個國家就會成為世界潮流的引領者。

那么？是什么導致了“同貴”問題？至少存在兩大因素。

一是精英教育的市場化。美國式的教育雙軌制在過去幾十年被各國模仿。公立教育免費普及，但是投入有限、質量堪憂；私立教育質優價高，遠非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富人的后代有更多機會繼續成為精英，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則難以向上流動，名校教育成為區別階層的最大壁壘。

2020年4月27日在美國紐約拍攝的地鐵站旁的無家可歸者

二是全球貨幣擴張導致的再分配效應。貨幣大幅擴張導致資產價格尤其是股票價格巨幅上漲，再分配明顯有利于上層精英。美聯儲資產價格從2008年的9000億美元擴張到2021年的8萬億美元，同期道瓊斯指數從6000點漲到3萬5千點，互聯網高科技企業的股價漲得尤其兇猛。許多企業高管不但薪水高，其股權也伴隨貨幣擴張而大幅增值。

為了應對愈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和民粹主義浪潮，許多國家和地區早已開始嘗試不同的路徑。

歐洲的應對之策是繼續搞福利體系，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領域大量增加財政開支。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歐盟27國的“社會保護”支出與健康支出分別為26990億和9833億歐元，分別占財政總支出的41.4%和15.1%，是占比最大的兩部分。多數歐洲國家提供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歐式福利體系的好處是社會相對團結、消費總需求旺盛，缺點是財政開支壓力大，擠占了國家對未來的投資，導致在國際產業競爭中漸漸處于下風。

美國的不平等程度在發達國家中最為嚴重，其應對之策是在左右兩個極端間來回搖擺。特朗普執政時，作為民粹主義勢力代表，努力把矛盾引向外部，反對移民和自由貿易，將一切問題歸咎于外國人。在他看來，商品和勞動力的跨境流動讓中國的富人向美國的富人靠攏，而讓美國的窮人向發展中國家的窮人靠攏，經濟全球化把原本國家間的貧富差距內化到了各自國內。所以，特朗普及其擁躉覺得只要逆轉全球化，就可以回到當年的“好日子”。

如今執政的拜登雖屬建制派，但疫情當頭病急亂投醫，憑借美元霸權，大規模印錢和借債，給全國民眾發錢。如此操作，民眾需求旺盛、金融市場流動性充裕、房價股價屢創新高，一時間精英和大眾心情都不錯，但由此埋下的隱患以及對世界經濟的傷害，他們就不管那么多了。對拜登和民主黨來說，經濟數據及其影響下的中期選舉才是首要關切。

與歐美的被動應對有所不同，中國從實現全面小康到追求共同富裕，一直在全面布局、循序漸進。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按照發展規劃，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將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本世紀中葉將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今年5月，黨中央與國務院推出了《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搞好再分配，事關推動共同富裕的重大方略。

首先，應強調追求機會平等。人天生有個性稟賦和價值觀的差異，如果制度無視個體條件差異，強求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期望壽命的一致，那顯然是違背規律，也是沒有競爭力的。所以，在實行多勞多得、優勞優得的原則下，存在一定程度的貧富差異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絕不允許這種差距代代相傳，不允許少數群體持續壟斷優勢地位，無論是靠財富、權力還是教育。

與此同時，我國的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需要加大投入，并將保障重點一定程度上轉向年輕群體。歐洲早期左翼思想家所設想的退休和養老福利制度，有鮮明的歷史進步性，但從更長歷史時段來看也有一定缺陷，因為它會系統性地降低社會的儲蓄率和生育率。一個更具持續性的制度，是把福利重點放在生育、教育和住房等方面，尤其要讓年輕人生得起孩子，讓青少年接受更好的教育。面對不同孩子的出身狀況，社會再分配體系有必要彌補差異，避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教育、醫療等需求具有剛性，而供需雙方的信息和博弈地位非常不對稱，所以不應完全由市場來分配資源。依靠當今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這些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其實并不高。隨著互聯網與人工智能在基礎教育和基礎醫療中的加速運用，這些公共產品大規模供給的邊際成本將大幅降低。由此解放出來的消費能力和生育能力，可以讓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為共同富裕奠定堅實基礎。（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