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里中國發生了巨變：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奇跡，城鎮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同的歷史造就不同的社會心態，中國民眾社會心態也伴隨著40載變遷發生顯著變化。

改革開放伊始提出的“解放思想”對社會心態的改變影響巨大。隨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被熱烈討論，全國范圍內開始了解放思想運動，由此拉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城鎮國有企業租賃承包制等一大批改革政策應運而生。

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推進，社會心態上表現出了新的特點。一方面是改革開放帶來了新知識、新思想，由此產生的爭鳴和討論使社會心態出現搖擺。《中國青年》一封青年來信引發全民關于人生觀的大討論，反映出當時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價值觀迷茫。

另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打破“大鍋飯”“鐵飯碗”，使得習慣了平均主義分配原則的民眾一時難以適應，普遍出現了焦慮和迷茫，少數人富起來產生的貧富差距加劇了不公平感。在改革開放的一些重要節點上，社會心態都出現了激烈變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人們生活狀況的普遍改善，社會心態也逐漸趨于理性，人們的適應能力也逐步提高，社會心態逐漸趨于平緩、穩定。

我們連續調查發現，改革開放過程中，人民生活條件改善，幸福感也隨之提高，但是，當前人們對于生活的預期越來越高，希望得到改善的時間也越來越短。雖然社會治安狀況不斷改善，居民對于人身、財產安全感提升，但對于食品、個人信息和環境方面的安全感卻在一段時期出現下降。

雖然我國經濟經歷了40年快速發展，從總量上已經位列世界第二，但我們的社會心態調查顯示：經濟收入依然是民眾生活壓力的首要來源，主要體現在物價高、收入低、優質教育資源少、看病難看病貴等方面。社會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和行業差距拉大，居民對社會公平感評價不樂觀。

調查還顯示，我國的社會信任依然表現為熟人社會的特征，由人際關系親疏決定信任水平高低，一般的社會信任水平并不高。社會信任水平是影響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體系運行效率和質量的重要因素，目前的社會信任狀況依然堪憂。

不同歷史時期都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一些消極情緒，如改革開放初期的迷茫和恐慌，食品安全、環境安全、房價上漲所產生的普遍社會焦慮等。盡管我們的調查發現，積極的社會情緒是社會的主流，但目前社會各群體之間也存在一些消極的情緒，甚至是敵意，例如人們常說的“仇富”。

我們研究發現，個人主觀社會階層認同顯著影響社會心態，整體認同從趨于底層逐漸上移，這為社會帶來了積極意義。研究還發現，主觀社會階層認同水平較高的群體，也表現為積極的社會心態，如安全感、幸福感、獲得感、公平感、社會信任水平等也更高，也具有更積極的社會情緒和更多社會參與行為。同時，主觀認同為中間階層者也是社會團結和社會凝聚的核心，起著引導和引領的作用。

雖然社會價值觀相比社會認知、社會情緒等在社會心態中變化較為緩慢，但社會價值觀的變化舉足輕重，影響到社會心態各方面。40年來，社會價值觀念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近年的調查發現，強調物質擁有的物質主義價值觀趨于增強，青年人傳統的性觀念和傳宗接代觀念淡化，家庭親情為核心的價值觀變得更加多元，表現為突出的利益權衡的趨向。民眾的權利觀念增強，權力監督的意識和公共參與意愿增強。需要指出的是，人們的公平、正義觀念缺乏客觀性，表現出明顯的以自我為中心和自我服務傾向。

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解構、外來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沖擊、市場經濟轉型和互聯網時代帶來的多元文化的影響，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已經發生了重構，傳統的道德觀念影響越來越弱，難以形成有影響力的主流道德觀。社會法制體系的建立雖然成效顯著，但作為法治社會核心的公民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卻遠未成熟，在社會缺乏公德意識的情境下，公民的法律行為養成困難。社會價值觀念更加多元，其背后的一個問題就是缺乏共享價值觀念，社會共識達成困難。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界定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一種社會心態，具有很強的主觀性，40年來，這種需要表現出不同的階段性和持續提高的特點，而政府對民眾美好生活需要滿足所做的努力，又常常會被主觀評判為在距離和時間上是遲滯的，這個矛盾依然需要通過長期的社會發展來解決。(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室主任 王俊秀)